我是1979年24岁时，在吉林市铁合金厂参加全国高考的。1979年高考，外语分只算10％。就是说，你英文得100分，只有10分算入高考总分。临高考前半年，我才决定参加考试。一边上班，一边复习，考一分算一分的地理历史数学都没时间看，外语只能放弃了，考试也没参加。我的高考复习策略是英明的，因为，只有阑尾炎开刀时，我才得到两个星期脱产复习的时间，其余复习时间只能是下班以后，我居然考了吉林省文科第八名。
我挑了当时最热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专业，美滋滋地到了北京。一入学才发现，我是我们班35个学生中外语惟一得零分的人。这下完了，刚爆炸的自信心一下子给憋回去了。外语入学摸底考试，26个英文字母只认识前面四个ABCD，我被分在第六班，也就是全年级英文最差的一个班。第一天上课，前后左右一打听，外语考分也只有我一个人是零分，就是说，我是最差班的最差生。别人问：你怎么考零分?我说：我没考。人家说：你真傻，怎么不考?我说：我只认识ABCD四个字母，考，也是零分。还不如休息休息。别人又说：不会英文，也不能得零分。我问：为什么?人家说：英文考试是选择题。选择题就是你闭着眼睛选，也有25％的可能性答对。你的高考白白少了2.5分。我心想，靠!看来英文真是不一般，连考试方法都这么新鲜。
刚上两堂课，我就不想学了。因为英文那26个字母，我怎么也发不准音，一不小心，就同扑克牌的发音混了。下乡没事，净打扑克赌钱，扑克牌的发音是淌在血里，不容易改的。我找到系里，说：“我想换学日语。”老师说：“为什么?”我说：“日语里面起码有点中国字。”老师说：“日语可是小语种，用的范围窄。”我心想，日本电器世界第一，学了日语，能跟世界第一电器沾上边也不错。我说：“小语种就小语种吧。”第二天，老师告诉我：“日语班已满，要不你学德语?”我曾看过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封面，那上面有一行德文字。我一想，德文同英文都是一样的勾勾字，算了，美国比德国厉害，我还是学英文吧。
一个学期有六七门课，别的课都好懂，因为讲的是中国话，最多老师有点口音。可是，英文可真混不过去，不懂就是不懂。没办法，学吧，既然英文最差，就给它最多时间。
本科前三年，我有一半时间是学英文。什么招儿都试过了，背字典，背书，大声喊，连说带比画，睡觉前背三句话，上厕所背五个单词；买一个一块砖那么大的半导体收音机，背在书包里，走路听，吃饭听，听报告听，上街听，听了四年。
别的班的人说，你们班那个外语疯子，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不仅如此，我还读小孩的英文书，就是一页只有两句话，剩下就是唐老鸭的那种图画书。总之，到大三的时候，我连滚带爬地冲进了英文最快班。第一天坐到快班，环顾左右，尽是那些刚入学时看着特有学问，特可望不可即，特高深莫测的脸。看着，看着，我的脸也绷成了高深莫测。有点庆幸，有点忐忑不安，心想，一不留神也混进这帮子里来了?！
学校公园有个英语角，天黑以后人才多起来，可能是夜幕有助于掩盖我们这些先长胡子后学英文的人的羞涩。
一天晚上10点多，我在英语角讲得口干舌燥，但仍兴致勃勃，摇头晃脑地回到寝室。一推门全屋的人哄堂大笑。我问，怎么了?一个北京同学说：“我正跟他们讲，你在英语角大摆擂台呢。我在那儿偷听了一会儿，就听着你那东北英文的声最大。”全屋人又是一阵大笑。
同学的嘲讽不仅使我难受，还搞得我心里没底了。我真搞不清老外是不是能听懂我这带东北口音的英文?我的英文是不是像中国武术似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接不上火。到英语角去的总是那么几个人，真就跟中国武术比赛一样，谁得第一，谁得第二，只有那几个裁判知道。如果是这样，我这英文不是白学了吗?咱同中国人不用讲英文啊!我的东北话是土点，可是中国人毕竟明白。看来，我还真得找真讲英文的人过过招，看人家懂不懂我这东北英文。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不像现在，全中国一共就那么两三种中国人编的英文教材。农村都包产到户了，教材里还在教人民公社和义务劳动呢。单独练听力和口语的教材几乎没有，要想练习，只有找活人练。北京那时的外国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我只有星期天到颐和园门前去等。外国游客一下车，看着哪个面善，就冲上去问：“你是哪国的?”然后问：“第几次来北京?”然后又问：“你喜欢北京吗?”这是我的三板斧，到这时候，一般游客就该不理我了。没事，要学英文只有不要脸，再说，老外知道我是谁呀?于是，我接着堵下一队。
一天，我堵到一个美国老头，他腿脚不灵，没跟大队走。我趁机坐在他旁边，那前三句已说完，得变招了。但从书上背的不管用，只能自己编。当时是美国大选，我在脑袋里想了一会儿，组织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为谁能当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任总统?”
他说：“我支持里根，我认为他一定赢。”
哈哈！！！他听懂了，他听懂了我自己编出来的东北英文!我真兴奋，那种快感真是语言难以形容。
我又问：“我的英文是不是有东北口音?”
他不解地问道：“你是说，你是不是有波士顿一带的美国口音(波士顿在美国东北部)?”
“不是，是中国东北口音！”
那时，我熟悉的世界就是北京以北的中国，以为全世界也都应该知道。可是，那老头面带困惑地问：“中国东北在哪儿?”
我说：“靠近苏联。”
“北京不就靠近苏联吗?看地图挨得很近。”
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感到这个老外是从月亮上下来的，那么大个东北，他都不知道，难怪他胳膊的汗毛都是黄的。那天，我恍恍惚惚地从颐和园出来。从此，星期天没事就往颐和园跑了。
七年后，我从人民大学毕业，被招聘到香港做生意。我的第一单生意，有幸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联手做。那时，他是刚从斯坦福毕业的洋硕士，我是人民大学的土硕士；他不能讲普通话，我不能讲广东话，因此，我只能用我的东北土英文同他的美国英文沟通了。他在加拿大，我在香港，每晚10点整通电话。因为，多伦多股市是在香港晚间才开市。我结结巴巴的东北英文和对股票的第一次实际接触，一定使他很烦。没办法，那也是华润集团第一次越洋收购上市公司，没人指导我，我只有白天看股票的书，晚间就用。慢慢地，我们毕竟说明白了。通了一个月电话，我们最后放弃了收购，可是，无意中赚了70万元加币，那是我为公司赚的第一笔钱。
读到此，可能有人问，你凭什么那么幸运，一毕业就能到香港；一到香港，就能同李嘉诚的儿子做生意?一定有大后门。
是的，我有，这个大后门就是我的东北英文。因为1986年，中国在香港最大的中资公司华润集团，恰恰到全国最好的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我恰恰在那年研究生毕业。招聘考试英文时，我的英文又恰恰是非英文、非外贸专业毕业生中最好的。于是，我同200多名毕业生一道来了香港。到了香港，我恰恰被分配到华润集团的企业开发部，因为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的英文和讲英文的胆量，又恰恰使我成为华润集团那年招来的管理专业中，惟一能张开嘴说英文的。当时企业开发部一共8个人，只有两个英文比我好，恰恰又都是我的老板。老板不可能天天上夜班，同在加拿大的李泽楷通电话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通着通着，恰恰杀出来一家芝加哥的公司，跟我们抢着收购那家上市公司。于是，我们决定放弃收购，卖掉了手中的股票，幸运地赚到了钱。这么多“恰恰”加在一起，促成了我到香港的第一单生意。从此，我知道了我的东北英文能用，它打开了我另一只看世界的眼睛。
读到此，你们一定以为我的英文很好。实际上，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懂和听懂原版的英语电视、广播和电影。为此，我每天还要坚持听一个小时的英文新闻，来维护这个不太灵光的英文耳朵。我讲英文和写英文，超过三句，别人就知道是外国人的英文。读英文算是我的强项，不用查字典，囫囵吞枣能读懂新闻、小说和专业文章。然而，即使是这样残缺不全的英文，我使用起来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我从不吝啬说：“对不起，我的英文不好，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你能再讲一遍吗?”
（马浩摘自《斗大黄金币》，
九州出版社，潘树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