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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格瑞斯先生那天，我抵达北卡罗来纳才24小时。格瑞斯先生问我叫什么，我说叫刘齐，他问怎么拼写，我就写给他看，边写边担心他读错，因为老美不习惯汉语拼音，常常想当然地乱来一通。
不出所料，格瑞斯果然读得一塌糊涂，他一字一顿地发音道：卢、愧，然后诚挚地说，卢愧先生，你的名字很有特点。
我说，我不叫卢愧叫刘齐。心说，我好端端的愧什么呀？
格瑞斯喔了一声说，原来不叫卢愧，叫李鬼。
我说你又错了，我哪是什么李鬼，我是李逵！
格瑞斯皱起眉头，困惑地说，李逵先生，你的中国名太难发音了，你必须有个美国名，这样好了，你就叫杰姆吧。
打那以后，不由分说，格瑞斯见面就喊我杰姆——杰姆，你应该读一读《新约》！杰姆，你最好看一看今晚的总统电视演说！向别人作介绍时也以杰姆相称：这是北京来的杰姆，或者这是会包中国带馅食物的杰姆，杰姆杰姆杰姆……叫得十分肯定，十分顺口。他只顾自己顺口，却从不问我听起来是否顺耳。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老美管我叫杰姆，尤其是南方的老美，说话爱拉长声，叫起我来便是：杰——哦姆！乍一听，像是叫芥末，细一听，还是叫芥末，于是鼻子发痒，有打嚏喷的欲望。
过一段时间才知道，格瑞斯先生不单对我以洋名相称，对别的留学生也如法炮制。比如老万，格瑞斯就从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汤姆。尽管对美国人来说，老万的名字比“刘齐”好念多了，格瑞斯仍然汤姆长汤姆短地叫个不停。
开始，老万还挺受用，跟格瑞斯嗯哼嗯哼地套磁，后来不知从哪儿听说汤姆是黑人的常用名，老万就不干了：凭什么叫我汤姆，我招谁惹谁了？
我说老万，咱可都是第三世界的呀，不能瞧不起黑人弟兄。
笑骂完了，我们决定把格瑞斯起的名字给废了，各自重新起个满意的名字。
中国人起洋名大多往中文名字的读音上靠，于是姓马的女孩叫玛丽，姓乔的先生叫乔治，以次类推。我姓刘，虽然刘是中国大姓，从皇帝到主席，从主席到社会闲杂人员，越姓人越多，但在洋文里找谐音却不大容易，与“齐”字连在一起找谐音就更加困难。翻了半天书，勉强找了个路易，还算沾点儿边。路易也是显赫的名字，法国一茬又一茬的皇帝都叫路易，其中路易十六最有名，大革命风暴中凄然登上断头台的那位即是。不好！叫这个名脖子有凉飕飕的感觉。于是又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绞来绞去灵机一动，决定撇开谐音的思路另辟蹊径，找一个自己热爱的人物，把他的名字移过来即可。我热爱的人物太多，比较来比较去，觉得马克·吐温最理想，又纯朴，又诙谐，还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对，我就叫马克。
作为第二个美国名，马克被我和公众使用得相当频繁、相当自然。 在陌生的环境里，马克这个代码给我带来许多便利，甚至给我带来信心，带来力量。美国居，大不易，常有意想不到的艰辛困苦。我就想，马克·吐温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他会微笑的。马克·刘呢？马克·刘也应该微笑，即使不微笑，也不能冤着脸，哭丧着脸，而是要咬紧牙关，努力学习，努力挣钱，努力向呼唤我马克的人迎上去，勇气十足地说Yes！就这样，我在马克声声的氛围中度过了相当一段时光，直到有一天，一个蛮横的白人司机出现在眼前，我才弃马克而不用，临时给自己又起了个洋名。
白人司机开的是长途大巴，俗称“灰狗”。我从田纳西回北卡，中途在夏洛特换车，车来时，我排在第一个，他却不让上，说我的票是下一个班次的。下一个班次是明早七点发车，这意味着我得在票房蹲一宿，或者额外付一笔钱住旅店。这倒还在其次，最闹心的是，我将耽误明天的一个重要约会。于是我请求说我想坐这趟车，司机毫不客气地说不行，没座了。我说这么大的车，怎么会没座？他轻蔑地一笑，不理我。我说没座站着也行，他说你先从队里出来！我就出来站在一边，他却没好气地说再往后站一站！我不乐意了，说你懂不懂礼貌？会不会说“请”字？他说那就请吧，请跟我来。说完把我带到远离“灰狗”的地方：“请你就在这儿站着，OK？！”
我愣愣地看着这家伙给别的旅客有说有笑地剪票，觉得特别可气。边想边看一拨又一拨的旅客上车，终于，该上的人都上完了，司机老爷侧过脸，冲我粗鲁地勾勾手指，高喊：“嗨，过来！”我走过去说，我有名有姓的你嗨什么嗨？他说那么请问你叫什么？我刚要说我叫马克，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绝妙好名，于是脱口而出：
“我叫爸爸！”
爸爸不是乱叫的，美国还真有这个名字，写出来是Bob，发出音来则与中文的爸爸分毫不差，但不知怎么搞的，咱国却常常译成鲍伯，鲍什么伯？爸爸就是爸爸！
果然是爸爸，司机张口就喊：“爸爸！”
我忍住笑说，不用喊我听得见。
他漠然说，已经没座了你还上车吗爸爸？
我说上！
车里的确满员了，只有司机座和车门之间还剩一小块空地，我别无选择，就站在那里。司机用毛烘烘的手臂把舵挂挡，启动很猛，我险些栽倒，他却狠歹歹地说你再往那边一点儿爸爸！
上路后，我看了一会儿风景，渐渐站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司机冷笑一声：“你不是说你能站着吗，爸爸？”
我一赌气，又站起来。
这时，一个黑人从后面招手，我走过去，他让身边的小黑孩往里串串，腾出地方请我坐下。我非常感动，觉得他像大哥一样亲切。
不一会儿，我就和黑人大哥混得很熟，闲谈中得知他的票和我的一样，也是下一个班次的。不但他，还有好几个旅客，统统是下一个班次，但他们却没有受到非难，个个都捞上了座位，惟独我，排队最早，登车最晚。
我特别惊讶，惊讶得都顾不上气愤了，好你个大鼻头车豁子！你比我想像的还要混蛋！
几个小时以后，“灰狗”驶抵终点。下了车，我掏出笔，把车号仔细记在纸上，又问司机姓名，司机凶凶地说你要干什么？
我嗷的一声爆发了，痛斥他的卑劣行径，表示一定要找老板讨个公道。
司机一怔，随即镇静下来，笑嘻嘻道：“你说我刁难你，谁作证？”
“我作证！”黑人大哥虎啸龙吟。
“我也作证！”小黑孩雏凤清音。
旅客们纷纷围上前来。我的口气不再严厉，而是和缓地说，司机先生，你要是觉得公司解决不了问题，那咱就法庭上见。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我准备控告你哪一条吗？
司机终于慌了神，低声说对不起了爸爸，并试图跟我握手。
我不跟他握，他便把手垂下，喃喃说爸爸我错了原谅我吧。说完还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脸上先前的骄矜之色荡然无存，脚上那双大号翻毛皮鞋油渍斑斑。
我心一软，手一挥，把他饶了。分手时，他还规规矩矩地喊了声，爸爸再见。
从此，“爸爸”成了我的第三个美国名。
当然，在大多数场合，我还是自称马克，因为我碰到的大多是好人或不好不坏的一般人，我并不希望他们管我叫“爸爸”，尽管老美对此浑然不觉，毫不介意。只有那些浑酱酱的坏小子，或者那些不以青眼待人的傲慢之徒，才有幸叫我“爸爸”。他们一叫爸爸，我不但会有恶作剧奏效了的满足感，还常常产生某种责任心和教育人的欲望，于是板起面孔，跟这帮家伙说道说道。
光阴流逝，马克、爸爸，爸爸、马克，两个美国名交替使用，我认识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对美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广泛。
格瑞斯先生不知道我叫“爸爸”，只知道我叫马克，知道是知道，他却从不这么称呼我，而是一如既往地、顽固而亲切地叫我杰姆。
他对我擅自更名的举动颇为遗憾：杰姆啊杰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偏偏喜欢马克？你是喜欢德国的马克呢，还是芬兰的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