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是一个牧民,与其他一些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你想多养1只羊,增加自己的收益。当然你也知道,这个草场上的羊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这时候,你还想多养1只羊吗?这个情境是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创设的。如果每个人从一己私利出发,就会毫不犹豫地多养1只羊,因为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的代价则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这样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无法再养羊,而所有的牧民也将面临破产。
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案其实早已有之,英国的圈地运动即是成功的一例。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是有主人的,但是在收割完庄稼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养羊业,大量的人驱赶着羊群,扑向了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但一些地方贵族却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围起来,据为己有。“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和牧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一些历史学家怒称这一事件为“羊吃人”,为了养羊,把人撵走。但这一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成功的根源就是土地产权的建立。当土地由公地变成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量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演变为大规模的生产,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从道德上讲,“圈地运动”是不公正的,贵族用暴力非法获得土地;但从结局上看,不公正总比完全毁灭要好。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踏上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征途。土地的固定特性使人们成功地建立了土地产权。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恰恰是还没有建立土地产权的地区,从反面印证了产权对付“公地悲剧”的有效性。土地产权制度解决了人的私利性和陆地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当陆地被瓜分完毕,追逐利益的目光瞄上海洋的时候,人们遗憾地发现,在海洋中圈地举步维艰。国际上规定,每个国家海岸线向外12海里,为该国的领海。这是移植了人们在陆地上建立产权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海洋中的圈地运动是有效的,比如,海底的石油和矿产没长腿,因此在自己领海里的石油和矿产属于私有品,拥有国在开采时会兼顾利益与环境。然而海里的鱼是“长腿”的,它们每年会随着洋流长途跋涉,不在乎到哪个国家的领海。如果某个国家要鱼来张网、雁过拔毛,把鱼群一网打尽,得利的是自己,受损失的是其他国家。于是,“公地悲剧”在海洋中出现了。领海之外的公海上,“公地悲剧”更为严重。捕鲸禁令发布了几十年,但鲸的数目仍在日益减少,因为偷猎者的风险与捕鲸收益相比还是不成比例的。海水在流动,鱼群在游走,面对海洋,“圈地运动”失效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空又出现了新问题。天空提供给生物呼吸用的氧气，并担任着工业废气的吸纳和消化任务。自工业革命以来,天空就开始承受超出其消化能力的废气,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了全球变暖,一些化学品使阻挡紫外线的臭氧层出现了空洞。由于空气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更甚于海洋,因此更难以建立产权,没有人能够把一团空气据为己有。“公地悲剧”在天空中再次上演,各国在向天空排放废气时似乎理直气壮,但治理臭氧层和温室效应时则你推我让。当大气环境正滑向无法逆转的绝境时,人类显得那么地苍白无力!
从土地到海洋,再到天空,“公地悲剧”依次上演。“圈地运动”在面对土地时是成功的，然而,当经济的列车穿过土地,抵达海洋和天空时,它似乎就走到了尽头。人类必须尝试新的出路,否则地球将会越来越热,臭氧层最终将消失,致命的紫外线将一泻而下。空调机和防护面罩的销售量将会大增,医疗业兴旺发达,GDP会持续增长,但是却没人会呼吸顺畅。
面对全球变暖,人类开始行动，《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崭新的方案。“要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地球母亲的呼唤!它试图从全球的法律高度限制各个国家,让所有的国家都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责!然而,在国家私利盛行的地球,一沓公文的效力是那么地有限。有些国家拒绝签署它;有些国家又竭力推卸责任。没有保证法律实施的利器,环保法律——《京都议定书》能被成功执行吗?但如果《京都议定书》遭遇失败,我们或许应该扪心自问:人类能承受得起吗?
（陈东摘自《海外文摘》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