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做为一名煤矿业余作者，去省城沈阳参加笔会时，便听一位名作家说，上海人非常精细，他去那里改稿，作品发表后，寄来稿酬，汇款附言上注明，扣除多少本稿纸钱。我们这些有钱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没钱便喝白水就咸菜啃苞米面窝头的东北文人，特别是我这类准文人，听得目瞪口呆。我们没有什么钱，但我们有大方。在矿区小酒馆，常见三五个伙计凑一桌喝酒，你敬我，我敬你，你要打倒我，我要灭你，一盅又一盅，一瓶又一瓶。酒馆的门始终敞开，见有人路过，即使不认识，也吆喝他进来喝酒。于是，过路汉子不赶路了，不去办事了，钻进酒馆同饮。如果你不给面儿，想扬长而去，屋里的人便会跌跌撞撞扑出去，像逮逃犯一般，硬把你拽进来——添菜，续酒，彼此抢着掏兜儿。我的钱没了，就去掏你的兜儿，直喝到所有的挎兜空空荡荡，东倒西歪地趴一桌子，躺一地人，才拉倒。
后来，我在上海发作品了，汇款附言上注明扣税款和稿纸费，尾数达到几角。如此精细的算计，我在东西南北别处没有遭遇过。
我最喜欢的上海作家陈村，写出了许多机智的短篇小说，写出了许多幽默的随笔。陈村对于不经他本人授权，便将他的作品上网，不付上网费的勾当，严正指出：这种行为与将他人作品盗印、盗版一样恶劣。但在另一场合，陈村在《上网读书》一文中，得意地说，他半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好不容易买到一本内部出版的《
金瓶梅》，却缺少近两万字，一直遗憾。后来，他“在网上用不了一分钟，就把这一万九千字下载了，岂不快哉！”他还说：“现在，我的硬盘上存有《四书五经》、《
道德经》、《金刚经》、《李白全集》、《百家姓）、《三字经》、《
唐诗三百首》等书，都是从网上下载来的。”那些作者是故人了，但出版社拥有版权。陈村从网上下载作品时，早得很，国内使用微机写作的作家极少。上海作家的超前精细，可见一斑。
上海文人的精细，更体现在编辑身上。《上海文学》的编辑张斤夫先生，与我书信往来，对我的稿子提出意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我的稿纸上，常布满他的蝇头小楷，字字呕心沥血呀。如果没有他的精细，便没有我的《窑谷》、《马嘶秋诉》，便没有我的荣获两次国家级奖，便没有我的文学生命。这些信函稿件，我珍藏着，对于我，对于我的儿子，做人作文，都是有价值的。
《文汇报》1996年改版后，天天有“笔会”版，被有识之士誉为国家王牌文艺副刊。一天，《文汇报》主任编辑萧宜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将我的一篇散文原稿弄丢了，但有份大样，还没有校对好，希望我发去份传真稿。我说，我没有条件发传真。萧宜先生问：“你手头有没有底稿？”我说：“有。”萧宜先生说：“那你找出来，一会儿我们来电话。”过会儿，电话响了，一位年轻编辑的声音，他在长途电话里，将我两千多字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念，与我校对完。又有一次，萧宜先生打来电话，我的小说中有一个字，他弄不懂，问是不是东北方言？我写一个乡村小男孩，看过县剧团的下乡演出后，恋恋不舍地跟在演员们乘坐的轿式马车后面走。女演员掀开车厢后门帘，招呼小男孩上来。小男孩跌跌扑扑撵上去，女演员把小男孩拽上车，将他亲热地搂住。女演员的耳环触着小男孩的脸颊，小男孩觉得被烫了一下。萧宜先生就问这个“烫”字？我在电话里说：我用这个字，一是生理原因，譬如太冷了，手冻得厉害，反而有一种烧灼的感觉。第二是心理原因，小男孩尽管只有十来岁，毕竟是乡下孩子，腼腆拘谨，一位陌生漂亮的女演员将他搂住，冰冷的耳环触着他，小男孩因羞涩产生了热辣的感觉。我是故意用这个“烫”字的。如果编辑觉得不合适，可以改掉。萧宜先生说：“不改不改。到底是……”我撂下电话后，感慨不已，如果都有这股认真劲，什么事情办不好呢。
上海文人的精细，是真正的现代意识，是高素质的表现，其实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