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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十八岁，考到辽宁师范学院（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入学那天，下小雪，我戴着小瓜皮解放帽，想找中文系的楼。我看到有一个包着破头巾的妇女在我前面走，我就先喊她一声阿姨，问她知不知道中文系的楼怎么走。她说她也在找中文系，她也是新生。我俩就一块儿签字报到，一块儿走进教室。我俩同班，我俩差十四岁。后来我一直叫她孟大姐。她是班里最大的，是一个母亲，我是班里最小的，是一个中学生。在我俩中间的同学是各种年龄各种职业，下乡知青最多，工人其次，还有卖水果的、修理自行车的和军人。我们的第一堂课是英语，一个刚从俄语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教了我们八个字母，从A到H。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字母旁边标上汉字，跟老师很努力地读。课间休息的时候，很多男同学都聚在一起卷旱烟抽，走廊和教室里是乌烟瘴气，满耳粗话和尖锐的话。在宿舍也是一样。那时我很愿意挤在他们堆里，听他们讲。在他们中间，我什么都不如他们。记得教我们鲁迅课的张老师开玩笑说：这里哪像大学？这里就像工农革命讲习所。那时我们都渴望了解文明的东西，伟大的文学是一个，自由的思想是另一个。我非常幸运，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能和这些比我年长的比我有思想的青年们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1978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坐在大学课堂里。
       1978年的校园很破，教室也很破，图书馆更破。图书馆的书库是刚刚揭开封条的，每一本书都落满尘埃。但仍有一些书还没有完全解放，要借阅是有限制的，是供批判用的，比如沈从文的书、肖洛霍夫的书，等等。记得有一位俄苏文学老师，他姓杨，他讲高尔基讲得不多，讲得很有敬意；但他讲肖洛霍夫讲得很多，先是绘声绘色地讲，然后是大声批判，说肖洛霍夫拍过赫鲁晓夫的马屁，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但他第二天又积极组织我们看根据肖洛霍夫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有邦达丘克主演的《一个人的遭遇》，有《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这些在当时还是禁片，他把它们作为批判资料让我们看了。我们整整看了三天，把其他作家的课都占用了。看完了，我们都很热烈，他却什么也不说。考试的时候，他只考高尔基，不考肖洛霍夫。我们在上大四时，这个杨老师就得癌症病逝了。现在回想，杨老师那时是中年，对“文革”后的现实仍然是小心的，知道怎么曲折地表达认识。现在我也到了中年，才理解老师，他有文学的良心和世俗的苦心。当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像他那样，其实在1978年和1979年的大学文科讲坛上，说假话，搞形而上，搞一家之言，仍然是主要风气。这种风气是“文革”的灵魂的延续，我们对此都深恶痛绝。记得那时有一位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他是刚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的，是受了很多的苦的，按理说他对这个专业应该是有思考的，但他讲课完全是“文革”师爷的路子，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时，就像讲梦话一样。我们开始还给他提醒一些现实的情况，想与他有一些科学争论，但这个老师很不习惯这样，他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训斥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后来我们根本不搭理他，甚至当着他的面走出教室，他的课就没有几个人听了。那时，我们不在乎考试成绩，我们很在乎科学的东西和自由的东西，我们很怀疑讲义，也怀疑那些在政治上四处讨巧的作家和作品。那是一个思想破土而出的时代。我们都拥到了图书馆。1978年的辽师图书馆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开禁的书籍和杂志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再没有别的其他欲望。那时的图书馆是多么小啊!我们往往一早就跑到图书馆门口排队，等着开门能占一个座位。大学四年，我们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教室的时间要长。自由的阅读燃烧了我们。当时背过的讲义和所作的笔记现在都是一堆废纸了。而当时读过的好的作品，现在还在心里。虽然1982年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些思想和文学禁区没有打破，还有一些书仍然贴着封条，像爱伦堡、索尔仁尼琴、胡风等，他们的书依然不能见天日，但是，“左”的东西毕竟不像以往那样专横了。我工作以后就陆续读到了他们。现在和以后的大学生可能不能想象那样的事情，但1978年就是那样。
       1978年是一个阵地界限，有人负隅顽抗，有人吹起号角。《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政治号角。实话说，我们当时年轻，对这篇文章的认识还非常浅，真正的认识还是在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回头反复读才领悟到了一二。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不一样了，它一发表，就在我们中间爆炸了。这是当时最激越的一声文学号角。那时，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从文学到政治，从写诗到办杂志，那时我们真是不怕天高地厚。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仍然挂着华国锋的领袖像，下面还有一个标语“你办事，我放心”，但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班的陈洪迪上去把这个像给扯下来了，把标语也给撕了。这在当时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很兴奋，我们的思想都在刚刚解放的火头上，但那个上课的女老师给吓跑了，她把院系领导和保卫科的人都给找来了。就在陈洪迪等待处理的时候，中央发生了大的变化，邓小平出来了。我们系一位领导事后说，陈洪迪是顺应了政治潮流，要不然，他这个反革命是没跑的。这句话很有政治经验。但这句话不对!不是陈洪迪顺应了政治潮流，而是政治潮流顺应了人心，这才是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陈洪迪。陈洪迪年长我很多岁，现在也快有五十了吧？他现在做什么呢？我在心里一直很念及他，因为我那时有很多新东西都是先从他那儿知道的，如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叶文福的长诗。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在班里朗诵叶文福的诗。他的声音并不好，但他有激情，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静静地听。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情与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谁还知道叶文福的诗呢？这位写下新时期第一个反腐败作品的勇敢诗人好像是彻底地消失了。书店有这么多的诗选或诗集，我都没见到叶文福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而为，还是风气使然。1978年，作家和艺术家是做得最多的，是他们首先说了真话，是他们表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能够战胜虚假和愚昧!他们在前面顶着风雨，后面是政治、经济和各行各业在悄悄跟进。
       197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大连是下着大雪的。那天我们中文系搞了一个晚会。其实，那算不上晚会，那只是一个会餐。在大食堂里，很冷，我们同学都在猛吃炸肉丸子和炸刀鱼，还喝一点啤酒。77级有一个男生拉着一个女生的手走到大厅中间摆上跳舞的姿势，这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动了起来，我们把他俩团团围住。他俩不会跳舞，但他俩非常想跳。那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场舞会，有《送你一朵玫瑰花》的音乐，有美丽的感情，有先锋的意气。现在，天天弦歌袖舞，宝马香车，那时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这就是发展。这对我们是一个逼迫。我们本来是有1978年的根基的，但这个根基很薄，我们只是一片苇草，无法成长为树林，所以，我们慢慢出现了问题：精神越来越小，越来越干燥；手越来越长，越来越湿粘；能做的不肯做，不能做的偏要挣扎着去做。有一个女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演过《娜拉》，很有风头。最近听说，她在国内办完了离婚手续，去日本嫁给了一个很老的日本老头，还在那边生下一个孩子。她比我大好几岁，现在应该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这样的大龄还要努力为绿卡而生育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不管她是什么原因做出这个选择的，她的心一定是很艰难的。还有一个在机关工作的男同学，他原来是很有修养的，热爱莎士比亚，能用原文背诵《奥赛罗》的大段台词。最近听说他出事了。他有一个青春健康网站，他利用那里作掩护卖黄碟，拉皮条，卖白粉，结果让公安局给抄了，给了重判。某次酒醒之后，我想：1978年的显性思想统统都蜕变成暗物质了吗？1978年的自由飞翔，现在都要服从这样的栖息方式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悲观：我们不可救药!坏消息不断地有，最近，杨大健同学病逝了。他也是年长我好几岁，是我们班在专业上很努力的同学。想到他中年病死，我有一种飘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延伸出一个疑问：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回旋余地吗？这个疑问让我非常难过，我甚至不能控制自己。今年春天我离开大连，一个人去俄罗斯旅行。其实，去了俄罗斯又怎么样？从贝加尔湖到圣彼得堡，一路都是庸俗的眼神。我想找到某种情绪资源或者是某种思想遗址，但我找不到。我只好一路思考，想到精神生态问题。二十多年来，我为什么没有长成一棵树？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片森林？这种思考没有答案。我在圣彼得堡时，听说谢斯特罗列茨克镇有大作家左琴科的墓地。我找到那儿，看到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墓碑。我记起了左琴科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
       我问墓碑：我的责任在哪儿？
       墓碑答我：你贩卖了你的器官。你参与了对公共精神的猥亵。你讨价还价。你纵欲。你萎靡不振。你勾搭权力和金钱。你形而下。你对人类的痛苦幸灾乐祸。你为罪恶的勾当添枝加叶。
       我抚摸墓碑，左琴科一动不动，我却在摇荡。我终于往回走，我回到主题：1978年是光荣的，却难以恢复。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那样也好，总会有一些残简断章传下去。但是，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后又被夷为平地，甚至在这平地上面盖上了私人别墅呢？其实我这个想法很偏离主题了，说出去，会惹人嘲笑，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