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志愿者考察队，来中国进行稀有野生动物的编目工作。考察结束后，我和队友琼想多去几个地方看看。琼指着地图说：“去这里怎么样？”我说好，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这儿是热带雨林区，热如蒸笼，蚊虫肆虐。在这样的地方旅行，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颠簸了整整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最后总算到了那个乱石嶙峋、荒无人烟的海滩。
离海边不远有一个小村庄，那儿有一座小屋，既是家舍，又是饭店，甚至还是一个小型动物园。这在中国农村很常见，但这一间显得格外低矮、破旧。
这屋里的女主人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她和一个年轻的妇人让我们稍等。
20分钟后开始上菜，我们先是喝那神奇的中国汤，接着是几碟风味不同的蔬菜，点缀着一些鸡肉片。当然还有米饭和一壶又一壶热气腾腾的茶，而当时的温度在38℃以上。
老妇人灿烂地笑着，忽然紧紧地拥抱我，然后把扇子放到我手里，又拥抱了我一次。
老妇人说我们是她30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的西方人，她忆起了往事。她的父亲曾是一位知名的外交官，她的童年生活幸福而且优越，她学习英语，并常跟父母到世界各地旅游。
她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眼前发出明亮的光彩。有一次她随父亲在香港参加一个社交聚会，那儿有很多外国人，舞厅里回荡着动听的乐曲，英俊的男人和优雅的女人在跳华尔兹，衣香鬓影，轻歌曼舞，彩灯闪烁，这对年轻的中国女孩来说，简直是天底下最美妙、最动人的情景。
然而，她长大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跳舞的地方。她婚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烽火遍地，山河破碎。接着1937年日军入侵，八年抗战后又是解放战争。 解放后，她因为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而被遣送到这个海岛，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一住就是几十年，靠给过路人做饭为生，有时还能捕到几只野兽卖点钱。
她讲完了她的故事，笑了，没有一点悲苦和怨恨。“你感到遗憾吗？”我们小心翼翼地问。“只有一个遗憾，”她笑着说，“就是没学会跳华尔兹。”
她的回答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时竟相对无言。我隔着桌子向她伸过手去，轻轻地问她：“还想学华尔兹吗？”
她脸上浮现出喜悦兴奋的神采。她说：“你一进门，我就想起了那次舞会上跳华尔兹的外国女人。”
我们摇摇晃晃地开始跳，我哼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不时踩到她的脚。但不久我们就跳得流畅自如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在这天涯海角的低矮小屋中回荡。老太太肥大的裤子飘起来，像旋转的裙子，她似乎飞离了这荒凉的海岛，又变成了那个年轻美丽、充满梦想的姑娘。
一曲跳完，我们都有点气喘吁吁。为了记住这难忘的时刻，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我们要告辞了，我想留点纪念品给这可爱的老太太，但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我的小风扇电池快用完了，对她没什么用；我的淡紫碎花的手帕太显眼，怕给她惹麻烦。我找遍全身，想尽可能地答谢她热情的款待。最后我们拥抱道别。
我回美国后不久，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婚姻破裂、母亲去世、经济拮据，我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远离亲朋好友。我常常哀伤怨叹我所失去的一切。
在我悲观绝望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海岛上的那个老妇人。她给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度过了许多痛苦哀伤的日子。
那位老妇人的照片——我们的合照——就挂在我的墙上，我们的手相握在一起。我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偶然相遇，在一间破旧低矮的小屋里跳起了华尔兹，由此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坚强。我将永远珍藏这难忘的记忆——天涯海角的华尔兹。
（郁爱萍摘自2005年6月4日《新华日报》，潘树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