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不少做蠢事的人，比如：
把垃圾倒进江河，把岸边打扫干净的清洁一族；
文眉文成括号，割双眼皮割成肚脐眼的爱美一族；
以为吃“脑白银”脑中就长白银，吃“虎鞭宝”身上就长虎鞭的进补一族；
高价买来假债券，一心要到外国兑换巨款，钱到手怎么花都预先想好了的寻宝一族；
主场骂客队是某种“傻器官”的球迷，到了外地，反被大家认为他们才是这种器官；
认真念秘书起草的报告，把“此处请停顿，估计有掌声”都念出来的首长；
自己过马路差点没叫汽车轧死，却敢预测别人有血光之灾的算命先生。
有人在笑，不要笑，我们大家都有可能做蠢事，每人身上都有一个愚蠢指数。一般来说，我们的愚蠢指数大约在二百二三左右，稍有闪失，就升到了二百五。由此可见，愚蠢和不愚蠢之间，相隔并不很远。
我们的先人对愚蠢非常在意，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愚蠢——画蛇添足，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揠苗助长，水中捞月，杞人忧天，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班门弄斧，作茧自缚，自以为是，驴唇不对马嘴，此地无银三百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先人心肠好，替晚辈担忧，于是把这些愚蠢化做成语，口口相传，留给后人做教训。后人要强，哪一个也不愿当傻瓜，就将成语背得滚瓜烂熟，谁知有时身不由己，照做蠢事不误。这说明，人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构成了愚蠢得以产生的“基因”和“潜质”。因此，江山代有蠢人出，谁都可能二百五。
愚蠢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愚蠢，一种是小愚蠢。小愚蠢人人难免，时不时就来一次，但它们是可以谅解或同情的，而且具有独特的益处——不断为你指出人类的局限性，使你不至于太乱来。另有一些小愚蠢，比如孩子喂绒毛狗喝牛奶之类，其愚蠢指数将超越二百五，上升到二百六七，那就不是愚蠢，而是可爱的童趣。
最怕的是大愚蠢，一旦赶上了，哭不得笑不得，后果堪忧。一些大愚蠢是由集体出演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全民打麻雀，60年代全国跳“忠字舞”，70年代围湖造田破坏生态。在那些岁月里，不断有成亿成亿的人站出来，于同一时间嘿哟嘿哟地干同一件蠢事，说是气壮山河，其实差点没把山河气死。
一些大愚蠢是由个人，主要是由那些权柄在握的个人造成的。比如：
重大项目的决策失误，由国家当冤大头，交巨额“学费”；
在自然文化遗产区盖粗俗楼宇，盖完了还自鸣得意，到处推广；
徇私，受贿，包二三四五奶，警察梆梆敲门，面露喜色，以为是六奶来了。
凡制造这些愚蠢的人，其愚蠢指数势必嗖嗖上升，变成二千五、二万五，亦即十倍的愚蠢，百倍的祸害。
愚蠢的蠢字很奇怪，居然用两个小“虫”垫底。事实上，虫子并不愚蠢，鸟兽花木也不愚蠢，即使无生命如石头者也不愚蠢。它们都按规律办事，该来就来，该走就走，繁殖时不忸怩，屹立时不傲慢。
愚蠢是人的专利，人干了蠢事，不但自讨苦吃，天地万物都跟着倒楣。
能把愚蠢指数降下来的人，就是聪明人。我们不是神，下降到零确实很难，但只要努力，总能想出办法，离二百五那个刻度远一些。
（钟青摘自《新民晚报》，郑雪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