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部微薄的力量都来自内心，我的一切都在为心而作……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同时代出生的所有人一样，出生、成长于战乱，尔后正如一切落叶乔木那样，都不能绕过秋冬而永远留在春夏。我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也像落叶乔木一样，默默地在自己的心灵里留下了年轮。唉!最柔弱、最敏感的是人的一颗心呀!最坚强、最博大的不也是人的一颗心吗?如果我生下来与狼为伍，我会成为狼孩，我的心会成为狼心，但我幸而为人，并与人为伍，所以我才能成为人，我的心才能成为人心。
1939年夏天，日本占领军宪兵从我手里把我的父亲夺走。我痛哭至死，而后复生，但我并未立即成长为大人。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几个日本兵用绳子牵着一个年轻的抗日志士，押往城外的刑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也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卷入他们的行列。刚刚走了几步，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几乎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西邻卖豆腐的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他们才活埋几天?……你!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我的心在一阵战栗之后失去了知觉。王大娘在我稚嫩的心里烙下了三个字：要知耻!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从那时起，我知耻了!
1942年，告别铁蹄下的故乡，到异乡去谋生、求学。在我离家前，娘要给我洗洗脚。她对我说：“儿呀!今后你的脚就要自己洗，路就要自己走了!”我只能忍泪应一声：“嗯……”我的心揪成了一团，忍着忍着，泪水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也哭了，她的泪水也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五个字：路要自己走。一个未涉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面对复杂的歧路，自己走，首先就要自己去选择，这太可怕了!可我知道，必须自己去选择。
1948年冬天，在淮海战场的战壕里，和我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小兵，他的真实年龄只有我知道，才14岁。他在参军的时候硬是说自己已经16岁了。他跟着队伍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才算批准他的参军要求。如愿以偿的他，只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发给他的军装是一套敌军的将军服，而不是我军当时的土布棉袄。连长、指导员一遍遍地向他解释：“我们的后勤补给在黄河以北，现在没法给你发一套你要的正式军装。这不是很好吗?高级毛呢料子的!”他总是跟我嘀嘀咕咕。他几乎向所有的战友都提出过换军装的要求，一律遭到坚决的拒绝。在总攻敌军兵团指挥部那天傍晚，我很不走运，被留在战壕里照顾重伤员。在出击前的三分钟，我思考再三，脱下我的棉军装，递给了小兵。他喜出望外，却又不好意思接受。我光着身子对他说：“你想冻死我?!”他才脱下将军服，光着身子抱住我呜咽着说：“这一仗，俺就是死……”我立即捂他的嘴，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不吉利的字已经吐出来。我明白他想要说的是：“我绝不会辱没这件棉军装。”我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全连都回来了，小兵却没有回来……非常意外的是，连长把我那件棉袄带了回来。连长告诉我：“这是他在咽气之前自己脱下来的，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只穿着他参军前那件白土布褂子。我们给他裹了一床棉被……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给你把棉袄带了回来。”后来，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春暖花开时节才脱下来，那已是渡江战役的前夕了。当那天小兵和我的光身子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体温在我的心里烙下一个原则，那就是：价值的重要标准绝不是物质。所以我才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克服物欲、贪婪和虚荣，而安贫乐道。
1970年大年夜，当著名双簧管演奏家张问仁在黑暗中，把刚刚装完蒸汽水管的我拉进他家里的时候，我被人和火炉的温暖拥抱得一阵眩晕。张先生和我并不相识，可以说对于他，我是个路人，他把一碗饺子和一双筷子塞进我的手中，我迷惘地用泪眼看着他，无法下咽。他把他的双簧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为我演奏起舒伯特的小夜曲来，我很害怕，因为那时演奏外国古典名曲会招来大祸，他安慰我说：“不怕!我已经彻底解放了!他们不会来管我……我得了癌症。”他好像是个胜利者一样，爽朗地笑出声来。第一个饺子好烫!一直烫到我的心里。不久，张问仁先生溘然长逝!听说他经历了那么多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后却笑容满面，他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希望：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期，名副其实的人并未绝迹。人性并未泯灭。
1986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就要找玛丽雅·斯米尔诺娃，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一位俄罗斯妈妈，50年代有过一些书信来往，后来就中断了联系。这位蜚声全球的电影剧作家、电影《乡村女教师》的作者还活着吗?找到她的时候，她已是个多次病危、年逾八十的老人了。我是在楼梯口看见她的，她叫了一声“白”，立即抱住了我。在她那间小屋里，通过一位很著名的汉学家，我们做了很长的交谈。她把50年代的笔记本拿出来，指给我看，告诉我：“我知道的第一个中国人名就是你呀!我的梦中的儿子!”她告诉我：“儿子!我知道你近30年的遭遇，今天见到你，给我的感觉很好，这是特别让我高兴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我希望你不要搁笔，要写!最近有些苏联作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写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写什么呢?作家有心呀!写自己的心呀!心，很小，但它装着世界、历史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最丰富的啊!儿子!”是的，她说得多么好啊!只要有一颗心，还能没有可写的东西吗！何况我有的是一颗被生活烙了很多很深刻的烙印的心呢！
1992年冬天，我在巴黎见到了新小说派的鼻祖娜塔莉·萨略特。她已经90多岁了，还在写长篇巨著。她对我说：“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活着走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有过很多猜测。有人说，他们勇敢；有人说，他们懦弱。但是我以为他们智慧。智慧的人有远见卓识，有一颗永不麻木的心。具有长久生命的不是消灭人类文化的力量，正相反，是人类智慧创造的文化结晶，更为长久的是大自然……”
正因为我这颗柔弱的心被生活烙了很多很深刻的烙印，比大多数人或许要多一些，所以我相信这颗心不会再欺骗我，我的全部微薄的力量都来自我的内心，我今天和以后的一切都是在为心而作，绝不违心而作。心啊!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
（郭奕智摘自《文化博览》，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