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有一种草编画，是把宽草叶子裁薄，编成画布，然后在上面画上图案。不少外国的艺术家都去学习过。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那个标准，大家都不知道是差在哪里，只好放弃。草编画至今还是属于埃及一家的。
中国的京剧，外国人来学习的不少，三年五载，学得认认真真，能把老师累死，可顶多也就学个半瓶子醋，上台迈脚，总也不对路数，真是天下一大无奈。
日本人生产的汽车，与各国的程序没有任何不同，也是先出散件，然后再组装。各国为了省钱，向日本人提出自己组装。可由各国组装的日本车，却怎么也比不上日本人自己组装的精良。
各国就去日本学习组装技术，却看不出有什么可学的名堂。组装机是一样的，都是日本产的。程序也是一样的。然而大家回国后，组装的汽车还是不如日本人。上世纪70年代，大家都说日本人滑头，藏着技术不露。日本人听了喊冤，甚至发表声明：日本人什么都教了，绝无一点隐藏。
很多年过去，英国科学家提出了一项见解，那就是看不见的“含量”。看不见的含量，影响着同一事物的不同结果。比如，无论是草编画，还是组装汽车，甚至包括外国人学习中国的京剧，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人文素质甚至世界观与潜意识起着决定作用。而在事物的表层，这些因素却是无法洞见的。同样的表象，内含的差距却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是致命的。
在草编画的制作中，埃及人的大脑里，始终装满了古埃及的文化与传统艺术，血液里流淌着尼罗河两岸的原始风情与古寺院的神雕巨石。指挥他们双手的，是一种博大的民族韵味，而没有这种根基的另一双手，模仿得再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日本人造汽车，同样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日本人的机器，外国人过手就完。这话虽然有点夸大，但也说对了一半。看似只是换了一下手，内含就被换了。看似一样的动作，却成了两码事。
一个雕刻艺人，带着两个徒弟。教的刀法都是一样的，两个徒弟所做的木雕，大小、方正、外观的尺寸与花纹分毫都不差。但两件作品被摆在那里时，许多人还是一眼看出不一样来，一个清秀，一个笨劣；一个活脱，一个呆板。差别到底在哪里，同样是在于看不见的含量在起作用。是内心的诸多尺寸把两件作品分开了，使它们在同样的尺寸上有了远近高低，有了值钱与不值钱，从而又派生出艺术家和一般工匠的区别。一个被举为大师，一个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科学发展到今天，世上许多领域都已经无保密可言。然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正像有人提出，东和西到底有多远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心智差多远，东和西就差了多远。
日常生活中，人们能看见的因素永远都是有限的。众多看不见的含量，才是决定某类事物或某项艺术的最终因素。
美国人做过一项实验，集中二十位不同国家的工人，发给同样的模具，打造同样尺寸的铜砖，这项工作不需要任何技术。然而二十个人打造出的结果，还是不一样，还是有高低之分，还是有不同的审美趋向。看不见的含量，永远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做事的差异，而不在那些分毫不差的尺码和死道理上。
（周军宇、蒋宁贤摘自2005年5月17日《北京晚报》，侯海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