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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出身”于民工，他倍受歧视与磨难；因为爱好写作与投稿，他的遭遇终于被媒体曝光，也因此而伸张了正义。这是一个民工境遇的普遍现象，还是特例？
       朱学仕是甘肃省平凉地区泾川县人。1992年，21岁的他高考落榜。复读，要一千元钱，对这个农家子弟来说，这不啻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农村孩子，要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朱学仕对新华社记者杨金志说。
       无奈之下，酷爱读书写作的朱学仕放弃了上学的努力，来到内蒙古，找到一家化工厂，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工厂把朱学仕安排在流水线上做苦工，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五十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朱学仕本来想继续干下去，但是因为一件事，他放弃了这个工作。因为厂长曾经极其轻蔑地对工人们说了一句：“四条腿的驴难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朱学仕顶了他一句，卷铺盖回了家。
       朱学仕在家呆了整整一年，种地。1995年，他怀揣两百元钱前去上海，想打工，甚或是有机会读个夜大什么的。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天黑了，他看到许多民工就在火车站广场席地而卧。他也在露天睡了七天。每天白天则是买报纸，寻找招工广告去应聘。当时，正巧有个安徽人出现在一群民工面前，询问谁想做建筑工。朱学仕二话没说，跟着他去了上海西南角的金山区，给当地农民盖楼房。到了年底，安徽籍的包工头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把所有工程款席卷而走。朱学仕和其他几位民工站在工地上呆若木鸡，欲哭无泪，只差从楼房上纵身一跃。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却告诉他们：“你们无业流浪，得把你们遣送回去。”朱学仕听说过收容遣送的厉害，没有敢再多说，准备自己回家。
       可是，没有钱，怎么回得去呢？他想去火车站，从金山到上海市区的公交车票要三块九毛钱，他连这点钱也没有!刚上车就被售票员赶了下来。他只好选择步行到火车站，这样整整走了一天。到了火车站，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像以前一样，等着有人来雇佣。
       这时候，一个老板来问他：“愿意去宾馆打工么？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都做。”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饥肠辘辘的朱学仕马上跳了起来，跟着老板就走。老板带他到了锦江饭店——上海顶级的饭店之一，有几十层高。老板手指往上一扬，朱学仕顺着他的手往上看，只见几个人像蜘蛛一样被一根绳子吊着，攀爬在大楼的外墙上。老板告诉他，这就是他今后的工作——洗楼。而且，当场就要试工。朱学仕硬着头皮做了一回“蜘蛛人”，在高空往下一看，地面上的人像蚂蚁，车辆像甲壳虫，出了一身的冷汗。待下到地面，老板满意地拍他肩膀：“你验收过关了。”这项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没有任何培训，没有任何人教给注意事项，只要有胆子在仅有一根绳子的保障下爬那么高，就算“验收过关”了。
       从1996年到2000年，朱学仕做了五年“蜘蛛人”。这期间，他不是没想过改行，但是没有机会。一次，他听说一座酒店摔死了两个洗楼工人，每个人只赔两万元。这对朱学仕的震动很大，一直想改行，但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因为他接触的圈子都是洗楼的。
       朱学仕和其他工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别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在摇笔杆子写东西。对于写作，朱学仕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爱好。读书的时候，老师总是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1997年，他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个洗楼工人包身工式的生活，被老板极度盘剥，而自己当上老板后，对工人的盘剥愈加变本加厉，如此恶性循环。结论是：不奸不诈当不成老板。这篇文章给老板看到后，当场就给撕得粉碎。这位老板，以前是上海的一个下岗工人。
       2000年1月6日，朱学仕被收容遣送了。当时春节将至，查暂住证查得紧。朱学仕从市区跑到西郊的虹桥地区，准备投奔老乡。谁知，在老乡的出租房里，两个保安抓住了他，说：“今天又能凑个数了。”朱学仕被送往警察署，他拿出一张《新民晚报》，上面的“七彩民工”专栏登有他的文章。他对民警说，自己不是盲流，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因为没有暂住证，民警罚了他五十元钱，说：“让这个小伙子走吧，不遣送了。”朱学仕知道，按照“惯例”，这个罚单最起码能够顶三天，确保他不被再收容遣送。
       当天下了一天雨，他没有回去，又到老乡那里居住。第二天凌晨2点，门被警察和保安踹开。朱学仕睡眼惺忪地问：“不是交了罚款了么？”
       “那不管，你就凑个数吧!”保安答。
       晚上，朱学仕被送到上海市徐汇区收容遣送站。当时，上海的收容人员往北一般送往徐州，往南一般送往金华、南昌等地。在漫长的等待中，有同样被收容的民工告诉他：“要是被送到徐州就完了，那里会打死人的。”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已经有人来搜身，朱学仕将五十元钱藏在内裤里，没有被搜出。他看到，被搜出东西的，有人给开了票，有的压根就不开票。搜完身，有工作人员塞给他一床被子和牙刷牙膏等物品，说：“这是为了你们好，是关心你们。”
       在徐汇区遣送站住了四天，每天就吃青菜米饭。
       1月11日晚上7点多，朱学仕和其他三百多人被装上火车，火车在夜色中开往徐州。凌晨5点多钟，车到徐州，窗外飘着雪花。下车时有人试图逃跑，结果被抓住，被打得像杀猪一样嚎叫，疼得在地上乱滚。
       站台上有几辆全封闭的汽车，三百多人全被赶上车，一车能装几十人。上车稍微慢一点，橡皮大棒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这种大棒是专门用来对付收容遣送者的，前端用橡皮裹住，里面有狼牙棒一样的钉状突起，打在身上很疼，但是又不会有外伤痕迹。车上闷得喘不过气。
       走了一段路，车门打开了。一个管理员大叫道：“操你妈，狗娘养的，全给我下车!这里是‘徐遣’，打死你们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说话间，橡皮大棒便抡了过来，一阵乱打相当于“下马威”。
       登记的时候，一个管理员问：“有没有钱？一千元可以自保释放。”一位民工交了五百元，但是没有放人。朱学仕还看见，一个管理人员问一位民工：“有钱没？”民工答“没有”。管理员一脚将民工踢倒在地，破口大骂，并开始搜他的身。搜身的过程极其干脆，上前将衣服一撕，一排纽扣飞了出去。上身没有搜到东西，管理员又扒下这位民工的裤子，从内裤里把钱搜了出去。管理员恨恨地说：“还骗人!”
       总是有人被打倒在地，站起来的时候，工作人员的手中已经拿着一叠钞票，同时威胁道：“再藏就打死你!”
       第二轮搜身，有人藏在鞋底的钱也被搜了去；第三轮搜身，好一点的衣服也被拿走了……这以后关在遣送站的日子里，搜身是家常便饭。
       朱学仕在遣送站呆了七天。每天，工作人员就威逼收容人员互相殴打自残，抓头发、打耳光、“开飞机”、打板子，没有招数了还要自己想办法“创新”。朱学仕还听说，一个老人因为不堪毒打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死了。
       工作人员总是逼着民工说出家人朋友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这样，他们就可以向民工的家人朋友索要“赎身费”。当然，最好是民工自己通知家人朋友送钱来。“要是不通知，就天天打你!”1月17日，在一个朋友花了四百元钱赎身后，朱学仕终于逃离了“徐遣”。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人样了。回首在遣送站的一个星期，朱学仕说：“金钱把人性泯灭了，人暴露出了比野兽还疯狂的一面。”
       朱学仕曾经在遣送站里对其他民工说：“出去投诉他们。”但是没有人敢附和他。出来后，朱学仕做的第一件事是赶快办一张暂住证，然后，他开始单枪匹马地投诉徐州遣送站。他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自己的被遣送生涯，然后打电话给上海各大媒体。
       因为经常投稿的原因，朱学仕认得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谢海涛。这位山东籍的编辑是一个善良的理想主义者。1月20日，他刚回到上海便给谢打了个电话。谢海涛说：“你赶快过来!”见到谢海涛，朱学仕放声大哭。看着朱学仕肿胀的脸、瘦削的身体，谢海涛忙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赶快去吃饭。”谢点了五六个菜。快吃完的时候，谢海涛吩咐服务员，让饭店再做两个菜，打包让朱学仕带回去吃。朱学仕问谢海涛：“你们能帮我申冤么？”谢海涛怅然道：“你把记者想得太那个了，我们有我们的悲哀。”
       即便困难重重，谢海涛还是争取让朱学仕的稿子上了1月29日的版面。那是一篇一万字的长文：《谁来帮我讨回公道？》，登了一个整版加一个中缝。
       第二天，朱学仕接到报社的电话，说报社的电话被打爆了，许多读者对朱学仕的遭遇都很同情。朱学仕自己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支持你!”
       没过几天，青年报一位主任打电话给朱学仕，说：“小朱你赶快过来。徐州市民政局的领导和徐州遣送站的党委书记找过来了。”
       朱学仕打了个冷战，问道：“他们又来抓我么？”
       主任说：“说是来向你道歉的，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朱学仕心里还是怕，甚至怕徐州来的人灭口。思忖良久，朱学仕找到自己认识的邬华良律师，和他一起去报社。见到徐州来人，朱学仕心里十分恐惧。
       两位领导站起身来，握着朱学仕的手说：“朱老师，对不起啊。”
       律师问道：“你们今天来，是认为青年报报道失实，还是其他原因？”
       两位领导再次强调：“我们是来道歉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我们还不知道。”
       律师赶紧把他们说的记了下来，作为证据。
       其实，徐州来人是想给他“适当补偿”，希望朱学仕不要到有关部门去投诉。
       朱学仕说：“不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几百万民工的事。”
       当时，青年报社的有关人员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已经回家过年的谢海涛尚不知情。一位主任对朱学仕说了实话：“有关方面给我们压力了，责问我们这样的文章怎么都发得出来。你不做其他想，也该为谢海涛想一想。”
       朱学仕愣住了，自己的态度居然能决定谢海涛的命运。他只好选择妥协，和徐州来人签了协议。后来又经历了多次风波，最后徐州方面表示，对朱学仕文章中反映的情况，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整顿，并对朱学仕表示同情和歉意，并给予三千元的补偿。朱学仕也同意不再投诉和投稿。
       自1998年开始，朱学仕便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般是与民工生活有关的随笔。此后，在一位热心的自由撰稿人的帮助下，他开始进行深入采访，写作较为长篇、深入的报道。“现在一个月能写上万把字，挣两三千元吧。”已经成为一位自由撰稿人的朱学仕说。朱学仕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一定要采访到人，采访不到，再好的题材也要放弃，坚决不做文抄公。”他说。
       农民的出身和作为民工的痛苦遭遇，在他身上打上牢牢的印记。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小人物的曲折生活，呼吁法制健全和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在200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朱学仕记载了一个名叫甄峰的安徽女孩在上海就读学校受到歧视而自杀的故事，文章的最后，朱学仕这样写着：“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创造着城市文明、经济繁荣，他们也有权利分享到城市文明和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这何尝不是挣扎在新二元结构中的民工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