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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40岁上下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为修建这条铁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于是人们对这条铁路的援建是否值得提出了疑问。当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到底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软驴拉硬屎？”抑或英明一世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此决策上出现了失误？
       毛泽东在写给一位非洲领导人的信中说：我们支持了你们；你们也支持了我们。——这大概是一把破解这段历史之谜的钥匙吧。
       商业部长向大使表露总统的心迹
       1964年12月29日，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正式约见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告诉他，尼雷尔总统希望尽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何英大使迅速将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国内领导人。1965年1月8日，何英按国内指示约见尼雷尔总统，表示我国领导人热烈欢迎他访华。俟后，何英大使回国进行接待准备。正当他试图从以往的接触中揣摩尼雷尔总统访华的意图时，坦桑尼亚政府的商业合作部部长巴布率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巴布对中国比较友好，何英与他也熟。2月10日两人会见，在例行的礼节之后，何英向巴布询问道：
       “据你所知，尼雷尔总统访华究竟要谈什么问题呢？”
       巴布低头看了一下手，又看了一下翻译，目光直射何英：“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何英，他似乎在目测中国政府对此态度。
       “尼雷尔总统为什么会想到要中国帮助修建这条铁路呢？”何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尽可能弄清原委。
       巴布部长收回目光，简要说明尼雷尔总统做此决定的情况：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不料苏联政府不加考虑就拒绝了。尼雷尔对此很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尼雷尔发誓道：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巴布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突然放低声音：“在遭到世界银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我想尼雷尔总统绝不会再去品尝当面遭人拒绝的滋味，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的方式肯定是婉转的……”
       何英赞同地点点头：“中国政府至少会体谅总统的难处。”
       “这正是我要向您建议的!”巴布像是激动又像是紧张，声调近乎恳求，“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总统的心再也经不起羞辱了!谢谢，谢谢!”
       周恩来拟给非洲朋友一张“中国牌”
       何英大使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号称“非洲活档案”的何英，对坦赞铁路的修建情况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踏勘并提出考察报告，认为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是可行的；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显然是带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
       周恩来心中大体有数后，再次询问何英：“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修建？”
       何英谈了自己的看法，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60年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经济极为困难，很需要支持和帮助，非洲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较早，对华态度一直友好。尼雷尔总统计划开发南部的决心较大，想借此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
       “赞比亚的情况怎样？”周恩来撑住腮，浓眉弹动了一下。
       何英说道：“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原有的三条铁路是供出海用的，一条通过扎伊尔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南非的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还有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莫桑比克的贝拉和马普托。独立后，这三条铁路相继被封锁或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首都的土路，且雨季不能通行，致使运输发生了严重困难，急需修建一条新铁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有意修建，只是苦于经济无援。”何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周恩来缓缓地点着头，表示对自己部属的赞同。他在笔记上做了几个记号。
       很快，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他主管援外工作。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6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神色平静，望了一阵天花板，估摸着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十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见方毅依然紧蹙眉头，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
       “我们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很大。”方毅回味着周总理的话，心中很有触动。
       “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玩一把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
       周恩来面色严峻，重重地叹了口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要解囊相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不是如此!你方才说，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
       方毅向周恩来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这仅仅是你我的看法，还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呈报主席、少奇同志审批。我们只是当个参谋。”
       尼雷尔向中国求援时曾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总统抵京。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发现三张为世界瞩目的面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以及他们三位的夫人。这位43岁好激动的非洲政治家走上前去，握住他们的手，使劲地摇晃，他事先曾准备了许多话，现在只说出了几句问候语。不用翻译，他已从三位领导人脸上的笑容，知道自己受到了厚待。下榻宾馆后，他从外交部提供的资料证实，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同时迎接。
       第二天下午，尼雷尔总统在他下榻的钓鱼台18号楼会议厅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除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外，李先念、方毅、张爱萍、乔冠华、何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精通英语的冀朝铸担任首席翻译。
       在尼雷尔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国内安全问题后，不喜欢嗦的刘少奇直接说道：“请总统阁下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予以考虑。如果我们有困难，我们也会直率地说明。”
       尼雷尔把自己想说的话自然地表述出来：“那好，我谈谈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南部问题，我要说得详细些。我国南部是最富有的，也是最不发达的地区。1960年我去美国时，要求世界银行贷款，在南方修建铁路。世界银行说，南部没有什么可开发的，修了铁路没有用处，不给贷款。1961年我访问西德，要求西德克虏伯财团提供援助开发铁矿，他们说南部无交通，开了矿也没有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赞比亚没有出海口，卡翁达希望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口。最近赞比亚从英国买了一批武器，到达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后，被扣留了6个月，枪枝都生锈了。所以我对卡翁达说，以后运武器应该通过达累斯萨拉姆。应赞比亚的要求，世界银行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考察团在考察后写了个报告，名义上是经过勘察后写的，其实是在华盛顿就写好的。报告里说，他们不喜欢这条铁路，原因是修这条铁路不经济。但对我国和赞比亚来说，这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
       尼雷尔说得很多，在结束这段长话时，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苦衷：“我们要求西方国家援建这条铁路，他们不干；世界银行也不干。苏联帮助阿联修建水坝不可能再承担这项工程。修建这条铁路所需投资很大，而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坦桑尼亚境内。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
       刘少奇答复异常平静：“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
       尼雷尔听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恩来察觉到尼雷尔的疑惑，也觉得刘少奇的话过于简单，便补充道：“刘主席已经说过，总统阁下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马里总统向刘主席提过，要求帮助修一条公路，从马里至阿尔及利亚。他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双手举到半空，又落到胸口，紧紧按住，神色激动：“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证实你们的回答之前，我连呼吸都不敢了!”
       坦方人员首先笑了。翻译翻译完，中方领导人也笑了起来。
       刘少奇说了中国领导人商议好的原则：“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投资大，时间长，分成几年，每年需要的投资就不多了。”
       周恩来补充了一些细节：“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你们技术，教会你们如何管理铁路。”
       尼雷尔总统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重复了他说过的话：“我再次向阁下声明，我们不希望增加你们太多的困难，我们知道，你们不仅是援助一个国家，而是要援助许多亚非国家，只要你们说有困难，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刘少奇也证实自己的话真实可靠：“我也再次说明，如果这条铁路对你们，对赞比亚是重要的，我们将为你们修建！”同时他也说到另一个问题：“坦赞铁路与赞比亚有关，你们可以同赞比亚商量，我们也可以同赞比亚商量。不管赞比亚持什么态度，我们将尽快派勘察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勘察、选线，然后再进行设计。”
       会谈从下午3时半直到6时半，足足用了3个小时。
       毛泽东接见尼雷尔开玩笑
       19日下午，尼雷尔总统被告知，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一行。虽说毛泽东退居二线，外事活动少了，但内心深处仍有外交激情，非洲兄弟他是执意要见的。他对非洲情有独钟。尼雷尔总统来访前，他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报告的前面加了一页纸，周恩来亲笔写道：“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批示。”毛泽东同意，并对周恩来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毛泽东念恩，也记“仇”，一辈子不忘。——当坦赞铁路开始实施后，中国也重新回到联合国，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名言：“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据说参加投票的坦桑尼亚代表竟身穿中山装……
       毛泽东起身迎接尼雷尔总统。有两样东西伴随了毛泽东一生：烟和幽默。他的幽默有时比烟还辛辣。但多数只会使气氛轻松。他说道：“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毛泽东喜欢用思辨的语言使来访者常常吃惊。
       毛泽东问起去年初在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
       在尼雷尔回答之前，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那根幽默的神经似被触了一下，顿时发出个笑话。他指着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说：“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解释道：“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他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个小时。
       刘少奇替人着想
       为尼雷尔总统送行时，刘少奇出于关心，对尼雷尔说了一段话：“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与我们来往、接近，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要千方百计地搞掉你。你可以讲讲我们的坏话，批评批评我们，这样就可以缓和你的处境。只要我们真心交往、真心友好，即使你们骂我们，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话倒使尼雷尔感激不尽，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成了“怎么批都不过分”、“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主义”。刘少奇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次会见成了尼雷尔与刘少奇的诀别。
       那次送走尼雷尔总统以后，方毅立即向对外经委的司局长们做了传达，并于1965年3月31日向有关部委发出文件。文件中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2月访华期间，要求我援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该铁路沿线煤矿的勘察。刘主席和周总理已同意先派专家组去勘探。特此转告，请即着手准备。”
       当时有一个初步设想，坦赞铁路全长约1600多公里，其中赞境内为930多公里，赞方计划请日本承建，坦境内的690多公里，由中国承担。仅坦境内的投资，初步估摸，少说也得人民币7亿多元，也就是说，修100公里铁路，约需要一亿元人民币。因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海拔1300多米以上的山脊线，所需设备材料的运输量约83万吨，可谓工程艰巨，投资空前。周恩来仔细算过一笔账，这条路的建设期限大约得10年。大致的进度：勘测设计两年半到3年，施工7年，平均每年铺轨100公里，就是说每年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左右。他指示方毅等人：“现在坦赞铁路可能由中、日两国分别承建，那样的话，我们要把坦桑尼亚境内的工程搞好，使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比它周围的国家搞得更好些，这样一来，此事将在非洲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