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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他生前非常热爱书法艺术。这在他70多年的社会生涯中，不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时期，他始终对书法有着强烈的学习欲。书法，可以说是他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书是讲究师承的。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认真刻苦临习过晋唐楷书和魏碑。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他的入学文章《言志》就是以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书就的。该校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就凭他这绝妙的文章和一手好字而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子弟。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的父亲和贺子珍很支持他的革命斗争。当他知道毛泽东喜欢书法，爱用毛笔起草文件、撰写书稿、批发指示和题词、赋诗、写信时，故经常帮助他购买笔墨纸砚。毛泽东对他的“文房四宝”特别珍爱，每次用完毛笔都要蘸好墨理好笔毛，然后插入笔帽。如笔不用时，他会将毛笔洗净收好。
       贺子珍也喜欢书法艺术，当她和毛泽东结婚时，她的惟一嫁妆就是她亲手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送给了毛泽东。这个挎包是多层口袋的，它不但可以装文件，还可以装“文房四宝”。毛泽东接过她赠给的挎包高兴地说：“好，我的家宝——‘文房四宝’这下就有东西可装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视“文房四宝”为革命工作的工具和武器。对此，他常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我的“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走到哪里，这个挎包就带到哪里。有次，他向警卫员陈昌奉说，我无论走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笔墨摆好，以便随时可以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尽管战争环境十分恶劣，革命工作异常繁忙，毛泽东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他说：“字要写得好，就须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锤。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同时他又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帖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作为一个书法家，还应该懂得碑版、金石篆刻方面的知识，包括对它的鉴别、欣赏和创作。要达到这个水平，并不是很容易的。毛泽东对碑的研究功夫也很深。早在红军长征时，部队来到江西与广东的交界处——梅岭关。毛泽东见这“梅岭关”石碑的碑文书法很美，就和随身工作人员一块观看、欣赏。行军作战来到武夷关，那里有座庙，庙内有不少的书法碑刻，毛泽东知道后，抽暇去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的书法碑刻，堪称书法艺术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还有次，红军转战到了贵州省遵义县，县北娄山关有一石碑，上面书刻着“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他边看边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他称赞“娄山关”三个字写得苍劲挺拔，工匠也刻得很精美，他在这里反复揣摩，并不断用手指划着碑文的笔道感叹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书家之手?修建何时?”
       1936年，红军在保安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炸毕，警卫员陈昌奉等捡回几块光滑平展的弹片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他看了看拿起一块说：“这块当我练习书法的‘镇纸’好了。这是蒋先生从空中送来的，不能不收，不能不用，不收不用非礼也！”
       中国历代丰富的书法艺术精华，是毛泽东研习书法取之不尽的宝库。当他的楷书有了扎实的功力后，他又学“二王”，习孙过庭的《书谱》，临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和《苦笋帖》等，并且百读不厌，爱不释手。他还博采众长，常读《草字要领》、《草诀百韵歌》、《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等，从中汲取营养。
       全国解放后，他一有机会和条件，便会阅读更多的法帖。1949年12月他出访苏联，就将一套《三希堂法帖》随行。有一次，他得知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看，双方讲好借一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一有时间便拿出来观赏，大概是这本真迹太珍贵了，黄炎培在一个月之中几次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是否看完。毛泽东接过电话后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黄老先生怎么这么不守信用啊?我们不是讲好了借一个月嘛。”一个月满后，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将这本真迹用木板夹好，派人送去，并打趣地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还，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据有关资料统计，毛泽东同志一生收集到的碑帖就有600多种，阅读和临习过的就有400多种。多年的勤学苦练加上超凡的天资，毛泽东同志终于练就出了一手气势磅礴、纵横潇洒、斜正呼应、错落有致、一气呵成、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