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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朦胧的白光撕破黑沉沉的夜暗斜到监舍的灰墙上，又迎来一个可能属于我的最后一个黎明。上诉随时有可能被驳回，那就是终结生命的时刻，像是画上一个休止符那样简单。那就永远沉沦到万劫不复的黑暗中了，当你不得不面对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恐怖的战栗。死亡这个词语，过去尽管不算陌生，却毕竟不是感同身受。自从半个月前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我死刑以后，死亡的概念不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了。
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随同押送犯人的执法人员到过刑场，我那时是监督者、领导者，在我面前的那些猥琐的罪犯不过是社会的渣滓，我从没想到过他们濒临死亡时的感受。吓得屎尿屙一裤子的软蛋也好，梗着脖子叫嚣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也罢，统统是健康社会的垃圾，谁会同情。当闷哑的枪声响过，罪囚一个跟头掀翻在地时，你只会感到恶心，他们临刑前痛哭流涕的忏悔、对亲人的依恋、对生的渴求，我统统视为不值一文的动物性的本能。
天呐，做梦也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自己将成为绑赴刑场被人视为渣滓的死刑犯。我与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拐卖妇女儿童犯、贩毒犯们有本质区别吗？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像有千万条小虫在啃噬着，我无论如何是不该与他们划等号的。我至少为党和国家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二十年来这座城市的每一次闪光、每一次辉煌都与我的名字相连，报纸上有过这样的褒奖，说我是街道社区老头老太太们心目中的偶像，须知最难伺候、最爱挑剔和嚼舌头的就是这些人，受他们拥护，这容易吗？当然，一旦沦为阶下囚，这一切光环都变成讽刺了，对减罪毫无意义，胜者王侯败者贼。
人对生的留恋，只有在行将就木时才更强烈，疾病夺生，那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的事，但当你的生命将被某种强制力量强行剥夺时，你总会心有不甘，总会心存侥幸，总会希望出现奇迹。我的生命轨迹会有奇迹出现吗？答案本来应当是肯定的。
商学俭不可能不来救我，他和我都明白，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从我被“双规”那一天起，即使在沉沉的暗夜中，我也看得见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那双眼睛深不可测的海洋里，是我的引航灯塔，是希望所在，使我有临危不惧的从容。哪怕是市中院居然敢逞能判我极刑，我都没有绝望，在法庭上我反倒淡泊地一笑，这面对死亡的平和心态连我自己都很欣赏，这风度当然来自商学俭那泰山倾而不惊的一双眼睛。
走廊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黑暗中的寂静，听脚步声不止一个人，这有点不寻常，大清早的，只有执行死刑令才这么打破常规。脚步声中止在我的牢门前，我从床上坐起来。铁门丁当作响地打开了，我认出最先踏进牢房的那个天生有一副笑面的白脸法官，我的心咯噔一下，不祥之兆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难道是……吊得高高的那盏只有十瓦的萤火虫般的灯泡亮了，法官那张不是笑也像笑的脸对着我，例行公事地向我宣布，我的上诉驳回来了，维持原判，为终审判决。然后合上只有一页纸的硬壳公文夹，转过身迈着机械的步子走了。哈，通向地狱的通行证就这么平淡无奇地下达了，像通知犯人开早饭。
我惊讶自己的镇静，我有点怀疑这宣告的真伪。如果是这么个结果，也应当是我先于法官知道。上次一审的直判结果，我就是在他们组成合议庭之前得到消息的，这当然是商学俭的作用，他自己用不着抛头露面，就能巧妙地把信息传递过来，以至于他们在法庭上将宣判书一念完，我就把准备好的上诉书呈递上去了，弄得法官和公诉人措手不及，着实有几分尴尬。这次终审判决怎么反倒连风吹草动都没有呢？
按照我处事的原则，我先往最坏处想。是商学俭“捞”我归于失败，还是根本没有鼎力，只是虚应故事？更糟糕的是他自己也掉进去了，自顾不暇，那将是最恐怖的了。除非是他自身不保，他不可能放弃我，记得我被省纪委“双规”那天，他和省纪委书记一起向我交代政策，中间纪委书记上厕所时，他悄声对我说，有两条可保无虞，一是咬紧牙关，别胡说八道；二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说，即使到了上断头台那天，只要还没人头落地，他都有办法把我从阎王爷手中拉回来。我感动、我深信不疑，作为市委书记的他，有这个权威，有这个能量，也有这个义务，无论为朋友还是为自己，他都只有一种选择。
是呀，我与商学俭是什么关系？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轮流照亮这座城市的太阳和月亮，这虽是见诸报端有吹捧之嫌的溢美之词，毕竟也道出了一点真谛。我与商学俭是同年、同学、同乡，又是同事，我们是手牵着手从家乡的小学走入镇里的初中，再考入县城高中，直至联袂进入省城最负盛名的名牌大学。毕业时正值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又一起下放到军垦连队去当兵，后来回城当了中学教员，八十年代，从知识分子当中选拔后备干部的热潮中，我们又脚前脚后地进了市委大院，由科长而处长，都是比着肩儿过来的，他放下去当县委副书记，我则当副县长，他升任市委副书记，我也当上了副市长。从情感上讲，我们两家也是走动得很勤的，他儿子和我女儿先后去了美国自费留学，他给儿子寄东西从来都是双份的，我每到年终岁尾给孩子准备学费，也从来是不分彼此，两家到了难分你我的地步，很多同事把我们这对搭档传为政界美谈。
天有不测风云，我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牵连，马失前蹄了。我知道商学俭会“捞”我，根本不用嘱托。怎么理解他说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什么叫不能胡说八道？这是心照不宣的。小时候我们在家乡涨水的小河里洗澡，我被急流卷入深潭，商学俭跳下去救我，我出于求生的本能，死死地抱住他的腰不肯放手，结果把他也拖到了水底，差点一起淹死，商学俭当时拼命捏我的鼻子让我灌饱了肚子，直到把我呛昏了，才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到沙滩上，骑在我身上压出了肚子里的水。我总算逃过了一劫。事后我怪他狠心把我灌了一肚子浑水，呛昏了我，他有一套独到的理论，他说凡是垂死的人，必定失去理智，出于求生本能，有把别人拖到同归于尽地步的危险，所以救援之道是首先击昏他、灌蒙他，这才不至于当陪葬。今天想起来，我现在的情形不是很相像吗？我很快从胡思乱想中自拔了，我找到了证据，他不但没有险情，而且春风得意。看守送来了今天的晨报，头版有商学俭的大幅照片，那是标榜他亲民形象的作品，商学俭穿着早已不时髦的军大衣，年关时下到下岗工人家中送米面，面带微笑，与工人握手，例行公事又似平和亲切，这也是我从前并不陌生的功课。这样看来，他“这一步”走上去了!这不，报道中，他官衔前面那个“副”字不见了，他已经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了。我为他高兴吗？是的，他爬得越高，越树大根深，树大则树阴广阔，躲在树下才好乘凉。当然也难免心头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从小一起并肩走过来、一同进退的伙伴如今可是霄壤之别了，一个大红大紫，一个成了待决死囚。我现在已经是一只脚踏进地狱的人了，他伸出救援之手对他来说还有危险吗？他害怕把他这个送殡的也一起埋葬了吗？
我的机会实在有限了，抓不住就是死，抓住就是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我都不能放弃这最后一线希望。我大声呼叫看守，要求马上见商学俭。看守们一定以为我疯了，死到临头还想见市委书记，这不太可笑了吗？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予理睬，我扯破了喉咙骂街也没有用。
一沓纸、一枝笔摆到了桌上，他们说现在讲人道了，准许我给亲人留言，想写忏悔书也有足够的纸张。我愣了好一会儿，真的抓起那枝很老旧的自来水笔，遗嘱什么的写不写无关紧要，我必须给商学俭写上几个字，要言简意赅，要写得入骨三分，别人看不懂，他一看就懂才行。他这时候不来救我，我不能不疑心他是希望我速死了，我一死，这张嘴就永远封住了，他也就永远睡得香甜了。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自己先吓了一跳，他有这么坏吗？小时候游泳遇险的经验难道是人生的借鉴吗？任何救人者都不会甘心被人拖下水的，商学俭有两种可能，一是无力施援、爱莫能助，一是只要一出手，便有同归于尽的危险，便索性无动作。如是前一种尚可原谅，如是后者，便太不够朋友了，他难道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吗？什么叫一损俱损，还不是因为他与我是半斤八两!
我一直没有咬他，也真的没想咬他，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就是了，我宁可在监牢里度过余生，用我的苦难换取他的荣华富贵，这我都认了。只求他对我好、对我的妻子儿女好，我又何必拉一个陪绑垫背的呢？更何况我也有私心，只要他不倒，我就多一分希望，他倒了，谁还来救我!
如果是一般的案情，我可以耐心地等，可我是站在地狱走廊里呀!我用过各种各样的笔，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任何笔都没有今天这枝笔这么滞涩、这么沉重、这么不听使唤，而且越用力越不下水，左右甩了一下，竟漏下一大摊碳素墨水，我愕然地望着在白纸上浸润蔓延的污迹，不由得想起自己，我的人品、人生，此时像不像这混沌一片污秽的纸？我恼恨地摔了笔，暴怒地喊着商学俭的名字，天晓得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竟吼出了这样一句：别以为我死了就灭口了，我还没死呢，还来得及!
这话吓了我自己一跳。听上去像是失去理智的胡言乱语，不正是这深藏在内心深处涌动的炽热岩浆的喷发吗？我干吗这样委屈地、忍气吞声地替别人去死？是的，我索贿受贿的数额之大足以让我死两回，但我也明白，一旦我有立功表现，那我也可能免死，我只要想立功，就一定是个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大功。我这人讲义气，却并不傻，我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却不甘心为人愚弄，当不明不白的屈死鬼。我多么希望我看作是生死之交的商学俭不是落井下石的人啊！
是我一骂骂出结果了吗？奇迹发生了，很快传来了消息，说市委书记商学俭马上会来见我。像一只漏气的气球，尽管边吹边漏气，不断地在瘪下去，可这消息如同又打了一股气进去，我那四处渗漏的心又鼓胀起来。
时间在艰涩地消磨着，对于一个已经下达了死刑令的人来说，我的生命是以分和秒来计算的。我木然地站在窗前，监狱外面的农贸市场又苏醒了，一片嘈杂的市声，那些为生计奔波操劳的小人物早出晚归，过年能吃上一顿肉馅饺子就知足了，我小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盼星星盼月亮地盼过年，就盼能吃上一顿酸菜馅饺子，分两个冻梨、一捧花生，那时感到很满足。这种日子远去了，离我太远了。现在过大年，每天犯愁的是不知道想吃什么，人已经到了没有盼头的地步了，没有盼头的日子也是一种痛苦。
现在，我倒重新有了强烈的期盼了，那是生的留恋，如果让我活，哪怕再回到衣食不周的童年，哪怕像乡下一个普通农夫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也乐意，村干部欺负我，我都不会告状。不再有非分之想。可惜呀，这期望，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也许，明天早上，所有的电视频道、电台、报纸都在热炒本市一个最高级别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新闻，如果采用本省首例注射毒剂的执行手段，那将更为轰动，给我一次最强劲、最后在媒体里热卖的余荣，而后永远销声匿迹，像一粒飘过人世间的灰尘。
商学俭始终没有出现，倒是我的律师来了。他是年过花甲的老资格律师，曾经因为职业选择的失误，当了右派，那年月为阶级敌人辩护的职业本来可笑，立场何在？同情敌人且为之张目，你不是敌人谁是？七十年代末期，我帮他改正，帮他重新归队，他一直视我为恩人，后来成了本事顶天立地的大律师，绰号“施洋大律师”。也许因为这点渊源，他甘冒风险，自愿无报酬地为我出庭辩护，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也许是尽尽良心的义务吧。
他见我仍穿着睡衣傻站着，就催我快换衣服，我明白了。我历来要面子，我曾对他说过，即使有一天上刑场，也要西装革履、领带打得漂漂亮亮地去伏法。他这一催促，我的头嗡的一下，这一刻，我的心仿佛被人摘走了，整个人也仿佛蒸发了，我意识到，死亡的瞬间来到了。也就是说，商学俭并没有任何动作，抑或是虽有动作也终未能力挽狂澜。我仍不甘心，我请律师出面再争取一点时间，我必须等等商学俭的消息。
我的律师眼里划过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怜悯，甚至可以理解为揶揄，他叹息着说，早走一分钟，就早一分钟解脱，大家都解脱了。我心头一震，这是什么意思，他嘲笑我徒劳吗，还是认为我直到最后也没有看透人世间的冷暖炎凉？霎时我全明白了，为什么要说大家都解脱了？大家是什么概念？除了我还有谁？当然是商学俭，我一死，自然永不会再开口，他自然也就永远解脱了。我的生命的构成居然关系着另外一个生命的安危，我从来没料到我会这样举足轻重。这样看来，他的“捞救”只不过是绑在牛角前的一束青草而已，让我永远感激他的赐予，又永远得不到那束青草。他不这样稳住我，怕我口无遮拦，把他的老底翻出来。
我变得愤怒了。我可以死，为我的贪欲付出我应付出的代价。但我却不愿当别人的保护伞、替罪羊。你不是想在枪声响起那一刻开始，坐享天下太平吗？你别高兴得太早，我上刑场的前一分钟也来得及办这一切，让你知道该怎样做人，否则你将付出什么代价。
我看见执行我的人陆续来了，看见律师在与我谈话，那些人便远远地站在走廊里，他们都戴着口罩，像在防“非典”病毒。我拒绝换衣服，同时大喊，我要揭发，我要立功。我问我的律师，总该来得及吧？律师说，那要看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别的姑且不论，当初那一笔二百万美元的回扣，可是有他一半呀，不然他的孩子怎能在国外过着阔少的生活？我的律师哑然失笑了，那表情是讥笑又是怜悯，他问我，那笔款子是存在谁名下的？虽是存在我的女儿名下，却是双方共有啊!商学俭当初就说，朋友不分彼此，存谁名下都一样，况且他说别把两个人都捆死了，日后万一有闪失，还有救。律师此时这一提醒，我服输了，他妈的，什么有救，他早打算好了，又要大口大口地吃羊肉，又不沾半点腥膻气。律师说得对，在法律范畴内，商学俭无罪，我理应一个人下地狱。
我的律师为我做了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看着我穿好衣服，帮我正了正打歪了的领带，低着头走了。
我下意识地摸摸领结，仪容对于我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