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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艾，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先后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白崖乡中学、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中学支教。曾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和冯艾交谈， 让我一再地有种错觉——似乎自己是在和一位长者对话。然而，那张被西部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时而闪现的纯真而俏皮的笑容又提醒我：她，也只不过是一位刚刚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我将这种感觉告诉冯艾，她爽朗地笑了：“来西部吧，那是一个能够让人快速成长起来的地方……”
       以平常心，做志愿者
       其实，当初本科毕业决定去宁夏西吉县支教，我是多少带着一些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记得到了西吉县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同去的女生坐在土炕上，看着窗外大西北幽蓝广阔的夜空，谈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勇士来拯救这里受苦受难的人们。我们被这种感觉激励着，兴奋得难以入眠。
       只是我的关于“勇士”的浪漫幻想很快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当我发现一位高二的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时候；当我看见那些学生在自习课上打扑克的时候；当我看见当地有些老师迟到、早退，对工作不能尽职尽责的时候；当全班有一半的学生辍学的时候，我真急啊，然而更多的却是无奈。
       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接受志愿者只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然后平静下来，脚踏实地地从每一件小事开始做起。
       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学生学习基础极差的问题。那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学生，我让他每天放学后来我的宿舍补课，从“ABC”开始补起。有一次补完课天已经黑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走那么远的山路回家，就独自去送他。结果回来的时候，我却迷路了，而天又刮起了大风，我一个人在黑黢黢的风声如吼的山里转呀转呀，又急又怕。这时候我看见远处有三三两两的火把亮了起来，听见有许多人在呼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校长带着村民还有学生上山找我来了。我一下子哭出了声，哭得像个孩子……这位学生的英语成绩从最初的8分到28分再到48分，这点点滴滴的进步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让我最忧心的是学生辍学的问题。每天早晨走向教室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隐隐的害怕：今天不会又有哪个学生不来了吧?我难忘有一次去一位贫困学生家里家访，当我脱鞋上炕的时候，学生的母亲看着我的皮鞋对孩子说：“娃儿，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就能穿上皮鞋了！”
       那双皮鞋是我在县城花了39块钱买的，但就是这样一双皮鞋，却是一位西部母亲一辈子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家长，我不忍心说：“您孩子这学期的学费还没交呢！”我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拿出来，尽可能让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时间久一些、再久一些；只有不断地给我的家人、同学、朋友写信，请求他们资助贫困学生。结果，搞得我的朋友们都说：“冯艾，一看见你的来信，不用看内容，我就知道得掏腰包了。”
       曾经有人问过我：“冯艾，西部有那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呢，你帮得过来吗?”每当这时，我总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坚持在退潮之后将那些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儿捡起扔进海里，有人笑他傻：“沙滩上有成千上万条搁浅的鱼儿呢，你捡得过来吗?”这人说：“我捡不过来，但对于被我捡到的那条鱼儿来说，它会因此获得生命。”
       是的，就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帮，一件事一件事地做，也许一批志愿者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坚信，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的漫长接力，一定会给西部带来惊人的变化!
       给予，是一种幸福
       我喜欢称呼我的学生为“我的孩子们”，他们则喜欢叫我“姐姐”。这乱了辈分的称呼，却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们之间已经超越师生情谊的一种亲情。
       在宁夏支教的时候，我的班里有一个叫马秀兰的女生，因为父亲身患重病，家境极其贫困，她很自卑很内向，成绩也不好。
       至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的什么言行触动了这个孩子，使得她主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信里她叫我“姐姐”，向我倾诉了她的苦恼与茫然。这样的文字交流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我会经常悄悄给她递小纸条：“今天表现不错!再接再厉!”或者是：“知道吗?你笑起来很漂亮，希望能经常看到你的笑容!”她也会给我递小纸条，关心着我的生活：“姐姐，天冷了，多穿件衣服。”亲眼看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天天变得活泼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关注她，像任何一位姐姐关注妹妹一样，我突然明白：原来陌生人之间，也真的可以有亲情。
       那一年的寒假我回到北京，马秀兰大概很担心我不回去了，她给我写信，说：“姐姐，你不在，我做什么都没兴趣。”她还给我寄来家里油炸的馓子，馓子寄到北京早已碎成粉末，但更让我心疼的是那笔对马秀兰来说太过昂贵的邮费——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竭力向我表达挽留之意。
       马秀兰后来考取了固原师专，成了他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像马秀兰这样的孩子在西部有很多，他们不善言辞，却都是那样纯朴和善良，一旦喜欢你就想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们帮我们去三里地外挑水，帮我们生炉子、晒被子，他们会将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送给我们，尽管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串塑料珠子穿成的手链、一把新鲜的蔬菜，甚至是一碗面条……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冯老师，在这里我代表全国人民向您说一句：我爱您!”
       面对这样的学生，我惟一的感觉是恨自己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带给他们。记得去西吉县时我带了七个箱子的东西，回来时只随身带了一个皮包——书、笔、衣服、洗发水、香皂甚至食物，我都分给了需要的学生。而我自己，经常两个月都穿着同一套衣服。
       记得那一年的初春，天气刚一转暖，我和另外一位志愿者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大衣和毛衣脱下来送给学生。结果没想到突然降温，还下起了雪。我们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围在炉子边上，哆哆嗦嗦地看着学生们穿着我们的大衣和毛衣在雪地里打雪仗，觉得十分开心。
       真的，当你读懂了西部那些孩子眼里的渴望，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给予——只有给予，你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现在，我和许多宁夏的学生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依然在尽自己最大力量给他们提供帮助。有一位记者问我：“要操心这么多人，你有没有烦过?”我只能说：“我不烦，因为我和他们之间有感情了，就像家人一样，谁会烦自己家里人呢?”
       其实，我的收获更多
       在许多人看来，志愿者是“无私奉献”的代名词，但我通过这两次在西部的支教工作，感觉自己的收获远远比付出的要多——我懂得了感恩和知足。以前，我也曾计划着大学毕业后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然后买房子、买车子，过一种富足优雅的生活。但是，到了西部以后，目睹当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我最强烈的感觉是自己拥有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我走进商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真的已经提不起任何购买的欲望了。我身上穿的这条牛仔裤，是花60块钱买的。在西部，6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两个月的生活费!这样一想，许多物质的东西对我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
       当志愿者的经历，让我变得快乐和充实。这种快乐，是那种穿上一件漂亮衣服、吃了一顿好饭的快乐远远不能比拟的。它来自于别人的生命，因为我的参与而有所改变的事实——我当年的学生中已经有九位考上了大学。不要小看这九位学生，他们就像是九粒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在大西北贫瘠的黄土地上幻化成绿草如茵!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质疑人生的真正意义，时不时感觉到莫名的茫然和空虚了。因为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眼巴巴等待着帮助的人，我就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过，实在没有时间去空想什么人生的意义了。
       我也变得坚强了。这份坚强，是西部的孩子和老百姓所给予的——宁夏西吉县那个地方，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老百姓曾经连续十年颗粒无收，但是他们还是顽强地生活在那个地方，和自然、贫困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些孩子，每天都要天不亮起床，割完草、喂完羊，再走上二十几里的山路去上学……和我们这些志愿者比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西部支教两年，我付出了时间、金钱和精力，而我得到的，却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它们会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许将来，我不会再有机会去西部支教了，但我认为，志愿者是在哪里都可以做的，比如现在我参加义务献血、报名捐献骨髓和角膜。我甚至想，将来，等我老到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我还可以将社区里的老人组织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年轻人减少一些后顾之忧——想想那该多有意思啊!
       我会永远站在志愿者的队伍中，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