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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对我说，现代西方文化，不应称之为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而应该叫“工业游牧文化”或“后工业游牧文化”。
       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文化，与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是逐草而生；现代西方民族，则是逐资源而生。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因为战争攻略是生活的常态，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挥霍浪费掠夺得来的资源与消费品，今日有酒今日醉，不重细水长流与积累，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生活价值观；这种生活价值观，今天突出表现在现代西方民族对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发掘与开采，与滚雪球式的依靠高消费来刺激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从文化上说，“逐草而生”和“无度消费”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最根本的两个特征，现代西方民族全盘继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个观点乍听使我不胜惊诧，但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顺着这思路想下去，也许这世界迄今为止，从文化上看，以生产生活类型上来分，只有两大种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工业、后工业，只是这两大种文化在现今更换的时装。我在《还吾庄子·代序》中说到，东方文化以生命意识为主流意识，西方文化以制造意识为主流意识。在《还吾老子》的撰写过程中，我进一步发现，东方文化的生命意识，不仅是“动物”性的，更是“植物”性的。如《老子》中的“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佛经中的许多“生”一样，是植物的“化生”（如“种子生芽，芽生叶，叶生花，花生果，果生种子”），而不是动物的“产生”。“产生”出来的新的生命体，与原来的母体是同等的各自完全独立的生命个体，有时甚至会构成相互对抗；而“化生”出来的新的生命体，母体则完全消融其中，也可以说是母体的存在形式的变化。将“生”理解为“化生”还是“产生”，在哲理上是有很重要的差别的。若把东方文化定义为以农耕文化为原型的文化，那么，东方文化的“植物”性的生命意识的渊源就很清楚了。
       同样，将西方文化定义为以游牧文化为原型的文化，也有助于看清制造意识的渊源。游牧文化制造业的发达，首先是为了军事与殖民的需要，造枪炮与远航的舰船。这一点，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首先是为军备所需刺激出来的。原子能、计算机、网络，乃至航天技术，无一不是为军事而研发，军用之余才转向民用。其次是为了用人造的奢侈品交换必需的农副产品。因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尺来衡量，两者的交换是严重的不等值，所以现代西方民族要用枪炮来打开市场、维护市场。现代西方民族比起古代的游牧民族来，他们对武力更加倚重，他们不仅要靠武力来掠夺资源，还要靠武力来占领与确保市场。按资本的本性来说，它似乎需要一个公平的、开放的、法制化的市场，即一个理性的市场，讲理的市场；但现在的世界上，实际还是崇力的丛林法则在市场上盛行，这就应该考虑经济因素以外的文化因素。
       西方也有农耕文化，东方也有游牧文化，我们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只能注意其以哪种文化为主流、为原型。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西方文化，有意无意地要为殖民主义寻找理论根据，所以从古希腊文明中找来的主要也是强化、美化游牧文化的那部分，给游牧文化披上了“古来已然”“天经地义”的庄严的道袍。从这种观念出发，农耕文化变成了“落后”“必然被淘汰”的代名词。强盗入室抢劫，倒成了送经上门。但近二三百年来，这种逻辑，成了世界的主导话语。戈倍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个谎言又何止重复了一千遍，已到了说谎者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谎的地步了。
       认识到现代西方文化是工业游牧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纠正一个错觉。我在《还吾老子·道论》中说到，“因为中国政治的文化本位主义，中华民族的以文化为凝结剂的特性，所以，几千年来，有几次大规模的异族入侵乃至入主，结果都以入侵、入主之异族被同化融合而告终。中华国家只是一时在军事上被打败，而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则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且最终以柔弱胜刚强的方式消化了入侵、入主的异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特别有生命力，以至其在世界四大古老民族中独长存于世的原因。但自十九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入侵中国的战争，使国人似乎第一次有了在文化上被打败的感觉”。我现在相信，与历史上一样，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最近这一次还是在军事上被游牧民族所打败，并没有在文化上被打败。之所以有在文化上被打败的错觉，一是时间还相隔太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国人还没有从西方中心话语、西方优越论的奴化教育的影响下完全醒过来。大部分人觉醒的还是情感层面上的“民族意识”。真正从理性层面上认识体验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的，还是少数。二是西方文化占优势的是“工巧明”（《老子》里说的“奇物”、“难得之货”），容易刺激、打动人的感官，在一时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东方文化追求的精神超越、逍遥自在，是要在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经验以后才可能产生的高层次的需求。前者下里巴人，后者阳春白雪。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但能长期流传的必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热得快，也冷得快，换得快。就看西方的领头羊，最早是荷兰、比利时，后来是西班牙、葡萄牙，再后来是英、法、德，现在是美国不可一世，但“9·11”已使其露出衰败迹象；几百年来，换了几茬，很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既然还是被游牧民族打败，那么演变下去，是不是还会发生军事上有力、获胜的游牧民族结果在文化上主动提出与农耕民族“同化”的要求呢？从美国顽固地拒签《京都议定书》，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回归自然”、“环境保护”、“和谐社会”、“合作双赢”这些理念不是现代西方文化——工业游牧文化能自然而然地合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工业游牧文化会“合情合理”地产生的是“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观点，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无稽之谈。要发展就必须到海外去拓展生存空间，这对思维正常的中国人来说，是种很陌生的思路、很奇怪的逻辑。“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可能是西方有识之士首先提出来的，但究其渊源，则来自东方农耕文化。这就显出了游牧文化主动要求与农耕文化同化的迹象。
       中国有句名言，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不能在马背上坐天下。游牧文化是一种驰骋奔波竞争的文化，农耕文化则是安居乐业过日子的文化。因此，中国推崇的是“圣人”，圣人就是通才，是全面组织、管理、领导社会团体进行生产、安排生活的领袖；而西方文化崇扬的是“英雄”，英雄就是战场上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指挥官。战争时期需要英雄，和平时期需要圣人。崇扬英雄的文化，就意味着以战争为常态。人类社会不能以战争为常态，人类的理想是保持和平、消灭战争，这就决定了游牧文化必然要一次次地主动与农耕文化同化。
       这样想来，中华民族保存了最悠久、最纯粹、最完整的农耕文化，有责任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整理与再认识，将它贡献给全人类，在促进地球村新一轮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同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变“中国威胁”为“中国善意”，使中华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的大福音。
       最后我要说，提出“工业游牧文化”这一概念的，是我的儿子。这样重要的新概念，即使是我儿子提出的，我也不敢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