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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自由战士来讲，监狱的生活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财富。作为一个囚犯，你必须要过一种非正常的生活，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思想却可以更加广阔。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一直力争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并为此进行了坚定而又十分策略的斗争。
比勒陀利亚：想与一只蟑螂聊天
监狱不仅剥夺了你的自由，而且还企图剥夺你的个性。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囚服，吃一样的饭，遵循同样的作息时间。它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或个性。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一名男子汉，他必须与企图剥夺他的一切个性的监狱进行斗争。
1962年10月15日，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罪犯”。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夜半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收买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为我做伴。
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是，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再也不希望吃那么多的冷玉米片粥了。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与希望的曙光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的。1964年，我被转到罗本岛，就像来到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我们面对的生活比以往更加严酷。
然而，在不久以后，罗本岛就成了我的一所“大学”，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和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找回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内的土地非常干，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妻子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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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波尔斯穆尔：我种了900棵植物
1982年3月，我又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
波尔斯穆尔是最大的安全监狱，它位于开普敦东南几英里处一个名叫陶凯的、由绿草坪和整齐的平房构成的繁华的白人住宅区附近。监狱本身坐落在开普敦一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北面有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但是，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那高高的水泥墙后面，却看不到这种自然美。在波尔斯穆尔，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囚犯称天空为蓝色帐篷的绝妙诗句的真实性。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里面有卫生间、小便池，还有两个澡盆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的楼层有一个L形阳台，是一个露天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所。白天，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活动一下。阳台垒着大约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墙，因此，我们只能看见蓝天。在一个角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的山梁特别是那个名叫“象眼”的山头。我有时认为，这个山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巅。
没说明原因忽然就被转移到一个新地方，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个人在监狱里必须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却从来没有料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大陆上，但是，我们却感觉更加孤单。对于我们来说，罗本岛现在已经成为斗争的中心。我们从眼下尚能彼此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沉思默想我们为什么被转移过程中度过了几周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局早就对我们在青年囚犯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不满和惧怕。但是，似乎更合逻辑的理由是：我们认为监狱当局企图通过把领导班子转移出来以斩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岛上的龙头。罗本岛本身正在斗争中变成支撑斗争事业的神话，他们要通过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像瓦尔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怀念罗本岛上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首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经过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波尔斯穆尔的伙食就像是宴会，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我们可以看诸如伦敦的《时代》杂志和《卫报周刊》之类的报刊，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作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操，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长时间，温妮就来探视我。她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为此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的讲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官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圣经》告诉我们，先有菜园后有园丁。但是，在波尔斯穆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形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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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布里格迪尔·芒罗给的，例如球形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彼此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吻抱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地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虽然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