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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着眼于未来长远利益的对华政策，显示了尼克松与布什比历届其他美国总统更了解中国。
在尼克松之后的六任总统中，乔治·布什是与尼克松关系最好的一位。他们相识多年，而且，尼克松还对布什的政治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
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又为尼克松提供了在布什的对华政策上给予指导、施展才能的新的机会。
在六四风波发生以后，布什政府面临艰难的选择。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布什“沉默无语”。他在一份书面的讲话中谴责中国政府使用武力，但他同时强调，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国。布什希望中国能够回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来，而他也知道，要进行改革，稳定是必需的。在之后的两天里，布什则静观事态发展，而没有做任何决定。他告诉助手们，他在中国14个月的经验使他对中国比较了解，而知道该怎么做。他相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接受外来的干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中国是核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是能够顶得住外来压力的。当六四风波之后的最初几天，布什政府无法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取得联系时，他非常担心中国会被拖入“其领导人和军队之间的血腥斗争中”。他担心中国会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的混乱局面。当邓小平和李鹏等领导人显示出了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控制时，布什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中国形势的“严重不稳定”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不过，由于受到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6月20日，布什政府宣布暂停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所有的高层来往，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决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与中国的贸易。
6月23日，布什写信给邓小平，问他能否接受一个美国的秘密特使访华。邓小平立即答应了。于是，布什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秘密访问了北京。12月，布什再次派这两个人访华。两次访问使两国政府之间取得了良好的沟通，并有效地防止了两国关系出现倒退。
尼克松对美国国内出现的对六四风波的反应相当关注。在这个事件之后有人提出美国应该断绝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实施经济制裁和孤立中国直至其改变政策。尼克松对此态度明确，他认为停止武器贸易，暂停高层会谈以及给予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呆在美国的优惠条件，都是适当的。但是，他认为，毁掉中美关系而不是修补这个关系将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且，它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因为过多的制裁，包括全面的经济抵制，将产生反作用，并破坏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目的。在六四风波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尼克松就致电布什，建议他“不要使（中美）关系受损”，而应当“从长计议”。布什告诉尼克松，他不准备召回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布什政府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以示抗议的一个半小时前，布什还打电话给尼克松，谈了大约10分钟。尼克松说他认为美国不应当终止与中国的贸易，应保持“着眼于长远的良好关系”。布什知道尼克松是要他谨慎从事。
面对国内要求制裁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尼克松于6月25日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他的意见。尼克松认为，六四风波“是令人震惊的、难以置信的（行为）”，但他说，对中国强硬的领导人来说，制裁不会有好效果，只可能会“把中国重新推回到苏联的庇荫之下，回到邓小平正试图改革的难以忍受的经济制度之下”。尼克松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根本目标“应当是影响它的领导人回到进行经济改革的轨道上，并朝着和平地进行政治改革的道路前进”。因此，尼克松提出，与其用制裁或“虚张声势的声明”，不如“通过私人渠道”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要求他们节制。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渠道，并决定以私人身份再次访华，寻求“使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恢复态势”。在10月份离开美国前往北京之前，尼克松“咨询了”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两党议员，据说还带上了布什总统的私人信件。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当时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自己认为他此次访华有三个目标：一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即使作为中国的朋友也都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引起了义愤”；二是让中国领导人把他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国际政治；三是就未来的中美关系重新开始讨论。尼克松相信，他拥有说服中国的资历和经验，“对中美关系能够得以重建持审慎的乐观态度”，并在访问回国之后能“向美国总统提供一份不夸大事实的、冷静而实际的报告”。
在北京的7天中，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包括邓小平、李鹏、江泽民、杨尚昆、钱其琛、李铁映、李瑞环、朱镕基等。他还会见了邓颖超、姬鹏飞、黄华和黄镇等老朋友。在这些会谈中，尼克松说不少美国人，包括一些中国的朋友，都认为中国政府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过分的和不恰当的”。它有损中国政府此前在美国人民中得到的尊敬和信任。这一事件是一个悲剧，但他认为“另一个悲剧是（中美）关系和曾经运行良好的政策的死亡”。他告诉中国领导人，他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一个敌对的批评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他甚至给了江泽民“一份中国（政府）可以立即采取以说明其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的十六个步骤的清单”。尼克松相信中国领导人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
尼克松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着文化上、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这些分歧是“如此巨大和不可逾越的”，以至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上很难达成一致。但是他说，“我们两个国家现在必须要现实地对待这个事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重要的选择：中国是否要“偏离其（原本）受人尊重的地位而回复到压抑和停滞的状态”，而美国是否希望“继续17年前已经开始的艰难历程”。他说这个事件和它之后的情况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他认为双方的领导人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改善关系。
中国领导人欢迎尼克松访华，并对他在此非常时期访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远见和勇气”表示赞赏。他们表示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但坚持由于中国人口多，经济基础差，因此稳定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希望能与其他国家重新建立起合作的关系，但决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的主权。他们还认为中美关系的倒退主要是美国方面的原因，美国对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的六四风波反应过激。邓小平说美国应该采取主动的步骤改善两国关系。李鹏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也强调，如果“双方遵守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对有分歧的问题保持各自的立场，同时共同努力发展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存在的困难就会逐渐得到解决”。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提到了尼克松的观点，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个渠道向外界传达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美国的新闻媒体对尼克松的访华做了深入和详细的报道，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新闻周刊》说“北京和华盛顿都把他看做是中间人”。在回到美国以后，尼克松立即向布什政府汇报了他此次中国之行。布什政府的所有高级助手都参加了尼克松与布什于星期天共进晚餐并讨论中国问题的过程，包括副总统丹·奎尔、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M．盖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H．韦伯斯特，以及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尼克松给布什的18页的报告题为《中美关系的危机》，其中包含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最新看法和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尼克松写道，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极其坦率和广泛的会谈。他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自他于1972年访华以来“最糟糕的状况”，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对“天安门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写道，如果双方能够承认这种分歧，以及超越此事件之外的共同利益，像他们在《上海公报》中曾经做过的那样，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他举例说，在1972年，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但他们还是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现在，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仍然能够找到把彼此“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如果这些分歧长期损害已经使中国得到了好处的这种关系，那么它对于美国以及“亚洲的和平与进步”“将是一场悲剧”。美国不能也不应该做出只有中国自己才能做出的选择，而中国也不能忽视国际社会对它的行动所出现的复杂的反应。因此，中美两国应当采取措施恢复关系。美国要在中国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之前“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总之，尼克松对1989年的中美关系还是持乐观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他鼓励布什政府以长远眼光看待中美关系，并表示会给予布什政府全力支持。
尼克松也给国会的两党领袖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呼吁重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尼克松写道，当冷战已经结束，苏联不再是中美两国的主要威胁时，恢复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保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他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其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不能有效地推行防止核扩散的政策。其二，中国在亚洲的地区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并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所以，“一个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对抗拒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是必不可少的”。其三，中国是一个潜在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它的10亿人民又将为发达的工业国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尼克松问道：“我们想把自己踢出去而把这个潜在的市场留给日本和欧洲吗？我们想冒险在下一个世纪与中国为敌而不是为友吗？”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最后，尼克松认为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能否进行政治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如果伴随着对西方开放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能够持续下去，政治改革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所以，他敦促美国取消经济制裁，给予那些想到中国投资的人经济支持，通过世界银行向中国的重要项目提供资助，并重新开始政府间的高层接触。尼克松的结语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长城如此之厚，当你在它的里面时，外面的人很难听到你的声音；而当你在它的外面时，你则不可能听到它里面的声音。”也就是说，应该保持中国的大门始终敞开，并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尼克松的以上观点并不是什么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只是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看法，但是，在当时像尼克松这样大声地、公开地呼吁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人也不多见。尼克松再一次显示出他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沿着他所开启的道路向前迈进。尼克松曾说过：“无论我们多不喜欢某一个国家，我们也必须接受现实，即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对外是怎样做的，而不是在其境内是如何做的。”一些极端保守的人士攻击尼克松的分析和建议使“事情更混乱而不是更清晰”，因为他忽略了中国“压制人权和其他的政治暴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尼克松此时忙于促使美国政府修补中美关系，已经不仅是出于服务于个人的政治复兴的目的了，他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
六四风波之后，尼克松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他的影响。1991年6月，尼克松在他于新泽西州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以前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尼克松表示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政治改革。他建议中国领导人对学生的示威行动保持耐心，并给他们“更多的政治机会”，因为美国人“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另外，他也谈到关于中国向伊朗等国输出武器技术的问题，认为这些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并会对该地区的形势产生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告诉中国客人，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制裁中国和孤立中国，他相信中美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双方平心静气地讨论他们的分歧并寻找共同点”符合两国的利益。他又回忆起他在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和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进步、开放后的变化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最后，他说：“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担心，担心苏联的侵略。今天我们需要满怀希望的新的经济刺激来帮助我们走到一起，希望就是更繁荣与更和平。”他虽然强调中美两国是一种彼此都需要的关系，不过他的言语之外也暗示，中国需要美国更甚于美国需要中国，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