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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近十多年才渐渐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尽管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道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拚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订亲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辈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