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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以在地原住民为主体进行本身的国族建构，朝新兴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迈进。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是对其他国家展示其主权的确立，对其国家内部的个人和种族等社会群体而言，也标示着一个新的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华人经历了很多变化。作为这些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族群属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这里我想谈谈海外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过去一百年来的种种转变。
       马来亚大学何国忠博士在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时指出：“‘马来西亚华人’这个身份出现了两种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指涉。‘马来西亚人’是一个政治身份，而‘华人’的属性又和文化息息相关。”从政治上来说，华人的身份当然可以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一分为二，但是从文化上来说，华人知道这样的身份指涉着一个延续意义的符号。问题也许还更为复杂。“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一个文化身份，其文化的积累既有中国的痕迹，也有马来西亚的烙印。作为一个“延续意义的符号”，其历史记忆已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基因的组合，无法断然切割。政治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区分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已经不再形成困扰。然而，面对友族关于国家效忠的不断质疑，华人在强烈维护本身文化身份的行动中难以说服对方，在马来西亚民族形成与建构的过程中进退维谷。
       “文化的”与“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消长互动
       史家评论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多从政治或政治意识的角度切入。这一点原无可厚非，因为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普遍上按政治性的定义来进行，“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观点基本上广为学者们所接受。然而，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民族主义系统的主体性架构，以维系族体的道德、价值及文化取向，从而把民族的个别特征标准化，构成同一族群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回看马来西亚，由于“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型塑出来的“想像的共同体”，加上近代中国内部错综复杂又高低起伏的政经发展，东南亚华人（尤其马来西亚华人）在母国原乡记忆和殖民地政府的想像下产生的民族主义系谱，展现出色彩斑斓的图像。
       海外华人史专家王赓武教授认为，一九五○年以前，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可以分为“历史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历史认同”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起源与种族分支的忠诚等原生性元素，是一个导源于华人本身的家庭体系和籍贯的情感核心。由于这种“历史认同”是向后看的，极少具备什么主张，当地的殖民官员和原住民上层人物都能够容忍华人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华人属性。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是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受到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激发而产生。王赓武教授提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因此是一种“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当地华文教育中的中国教师和报人的努力宣传确立了这样的认同，数以百计的华人中小学的建立巩固了这种身份认同，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使这种身份认同更为强烈，更富感情色彩。
       在考察马来亚华人政治模式的分析中，王赓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集团说”：甲集团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并总是关注着自己与中国的共同命运，政治色彩最鲜明；乙集团由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常常给人以不问政治的印象；丙集团小而不稳，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对马来亚的某种忠诚。就华人民族主义而言，甲集团的民族主义倾向最为强烈，而丙集团的最为淡薄。王赓武教授强调它们不是静止的集团，彼此之间往往发生双向流动。同时，华人不但在集团立场上存在着分歧，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上也存在着差异。尽管马来亚华人内部的政治状态存有很多差异和变数，但不论它是否确如王赓武教授所说的那样——不成熟、肤浅、具依赖性而缺乏自我运动能力，当时的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升降变化始终跟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王赓武教授的分析和颜清湟教授的看法有很多近似之处。颜清湟教授在讨论华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华侨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强烈的感情部分起源于种族和文化，部分起源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以便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华侨民族主义既是移民对他们祖国的热爱的表现，也是他们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敌意政策的武器。然而，对于当时苦难较少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来说，其民族主义的诱因不是当地的敌视，而主要是由于对中国的前途和国际声望的关心所引起的。中国的政治变动引发了新马华人对中国局势的不同反应，本地华社在清政府、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拉锯，促成了新马华人社会分歧的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的民族主义同时存在的还有文化的民族主义。基于保存本身文化认同的强烈意愿，本地华社致力恢复儒家的文化标准，在文化混合的殖民地社会宣扬传统价值，推行孔教复兴运动。通过清政府的领事、外交官等官方人物的激励，以及中国的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启导和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渐成长。颜清湟教授将这股华侨的民族主义，裁断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支流，而不是东南亚当地的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
       两种分析所使用的语汇尽管不同，但它们所指涉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仍然是相通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所强调的是政治上的认同取向，而“历史认同”所仰赖的是家庭宗族感情等复杂的文化元素。二者所体现的都是源自中国民族的认同意识，离不开中国原乡的历史经验和民族情感。王颜二氏所揭示的都是新马华人在中国民族主义大纛下于他乡异域留存本身身份认同的行为表现。用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观点，这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民族主义原型”（proto-nationalism），是人类在失去了社群之后潜藏的集体情感，能够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出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这股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使新马华人在政治上表现出坚持中国本位的明显倾向，在文化上体现出承袭传统价值的强烈意愿。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身居殖民政府的行政部门，口操流利标准的殖民者语言。
       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本的投降而消退，反而变得更为强烈，特别在政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一政治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达到了高峰，因而引起殖民政府和原住民政治领袖的密切关注。当政治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极度高涨的时刻，文化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被新马华社搁置一旁。配合二十世纪反殖民浪潮的主旋律，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决自主自新自强才是众人期盼的焦点，新马华社对祖国的统一、解放亦步亦趋。但是，局势的发展使新马华人在高度关注祖国兴衰的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在南洋的命运多加思考。在地原住民的民族主义运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思想上、行动上有所改变。王赓武教授就此做出提醒：“华人对本身的认同意识是可以因事态的变化而改变的。”一九五○年以后，华人的认同概念转向国家、村社、文化、种族和阶级认同。部分华人认同原住民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支持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试图通过法律保障华人的权益。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特例，马来亚华人社会普遍上愿意放弃“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而代之以新的马来亚国家认同，但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村社认同来维护这个社会集团在国家中分享权力的权利。华人领袖保留某些作为华人的历史认同，并且力图使这种认同的文化特色正式得到确认，成为复合的马来亚国家认同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王赓武教授进一步裁定“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在东南亚早已式微，如果不是在实际上已经灭亡的话，也正在大多数国家内趋向消亡。他认为其复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率很小。传统的“历史认同”则被意义更为广泛且更为有用的“文化认同”概念所吸收，而“文化认同”是上述所有概念中最为灵活的，可是对于那些把种族根源作为认同观念的决定因素的人来说并不那么有用。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发现，身份认同是一个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用国家、村社、文化、种族和阶级来分析华人的认同意识，只能显示其复杂多变的性质。如王赓武教授所强调，这些身份认同中有些相互重叠，有些概念为一些新的概念所代替，但并不意味着华人从一种认同变为另一种认同。他旨在说明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但我们在这些名目多样的认同概念中，可以找出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意识的两条线索和脉络，它们一直并存于马来亚独立前的新马华人的认同观念之中。当中国的政治局势发展变得急迫激烈，本地华人政治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水涨船高之下几乎掩盖了文化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但后者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国共对抗、马来亚宣布独立引发国籍争议与国家认同转向之际，文化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重新抬头，继续发挥作用。
       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国家认同转向本土，民族认同何去何从？
       一般的看法认为早期的马来亚华人对本地政治具有冷漠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年代中期，当马来亚开始迈向自治独立之途才逐渐改变过来。马来亚华人对本地的国家认同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向。
       马来亚宪制运动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华人放弃消极的侨民意识，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公民权，成为正式的马来亚公民。然而，据崔贵强先生的研究，五十年代的前五年在华人争取公民权的行动中，各社团皆表现出模棱两可、迟疑不决的态度。对于当时马华公会的呼吁，许多华人反应冷漠。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迨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才开始炽热，并于一九五六与一九五七年间达到巅峰。为了在新兴的马来亚联合邦享有公民的地位，马来亚华人不得不积极争取公民权。尽管这场运动一波三折，但截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宽限期届满之际，超过两百万华人获颁公民权，没有获取公民权的华人只占少数。经过长期的侨居生涯，以及跟本地其他居民经历“二战”与日本侵略的苦难之后，大部分华人选择加入马来亚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一分子，并开始投入一段国家认同转向的历程。
       除却一般民众的反应之外，研究者普遍上更加关注当时的华裔知识分子国家认同的转向。林连玉争取公民权与华语华教地位的努力尤其获得重视。何启良博士在一篇论文中表示林连玉的马来亚公民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当时马来亚华人开始从“中国倾向”转化为“本土意识”的重大转折在林连玉身上出现较早。林氏在马来亚独立时期是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领导人，原籍福建永春，一九五一年即正式成为本地公民，并积极推动华人申请公民权运动。他在马来亚建国前夕已去除他乡作客的心态，率先成为公民，在一九五二年协助教育部审查及改编华校教科书，在内容上加入本地色彩，向学生灌输效忠马来亚的意识。林连玉的言行在在显示出他把马来亚视为永久故乡、认同于马来亚、效忠于马来亚的态度和决心。他试图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华文教育在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然而政府压制华文教育、以单一语文学校为最终目标的教育政策使林连玉不平则鸣，营造巨大的舆论压力严厉批评政府，最终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准证，成就了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华语华文官方地位及华教权益的斗争中最为壮烈的一幕。
       论者认为林连玉所展现的内在张力实为“双重民族主义的交战”，意即马来亚新旧民族主义和种族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双重冲突。林连玉在这场角力中不幸败阵，然而在民族权益和国家政治的运作上，他代表了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平等待遇的一个重要坐标。公民权被褫夺以后的林连玉晚景悲凉，但他对华教运动始终耿耿于怀，他毕生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的理想奠定了他在华教史上不容抹煞的地位。林连玉死后被视为民族斗士，被尊为“族魂”，被塑造成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中的学习典范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林连玉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不只是感情上的依恋，在理智层面上也是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做人的准则。何国忠博士就认为：“他没有摆脱儒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所起的作用，更无法舍弃他们赖以建立自尊自信的那条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对这种人而言，传统文化越是面临困境，他们的反应就越强烈，这种对文化的维护感往往又是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种现象在马华社会历久未衰，当政治决策威胁华文教育的延续，试图动摇民族文化的根本时，华人社会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认同，进退于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两难之中，往往选择群起抗争维护华教，以最直接的行动显示护根的决心。
       语文政治的受挫与华教地位的退让，没有阻止华人将国家认同转向马来亚的决心，却也同样未能遏止种族冲突的爆发。新加坡参与和退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仓促过程，充分凸现了大马种族政治的敏感性。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对“马来人特权”的治国理念提出了挑战，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不应该分种族的，并于一九六五年领导反对势力成立“马来西亚团结机构”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打对台。人民行动党与巫统的关系不断恶化，促发种族情绪的激化，最终迫使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合邦。脱胎自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于一九六六年成立，继续推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与此同时，国内的种族性议题，特别是语文政策和经济悬差的问题渐形尖锐，种族裂缝不断扩大。一九六九年第三届全国大选，联盟遭受重挫，所得席位大减，反对势力在获得突破性的成绩后游行庆祝，巫统随即在吉隆坡发动反示威，最终演变成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种族暴动流血事件，即为至今仍然“作为最具恐吓性和政治工具性的历史幽灵复活于大马社会各个死角”的“五一三事件”。
       “五一三事件”以后，“国家原则”、“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等重大政策和措施先后出炉，土著主义的倾向正式通过国家机器的官方运作浮上台面，马来政权获得进一步巩固。一九七一年国家文化大会所议决的国家文化概念以原住民和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内容，其重点是以单元消除多元，要求其他族群向马来文化认同以避免族群纠纷。这个国家文化本土化工程还要以马来文进行论述，华人以中文来强调爱国意识显然不够，因为“中国”的形象依然会存在。自此，华人的文化表演遭受诸多刁难、中文（字）的使用面对许多限制，不合理的条文令华人社会应接不暇。国家教育的面貌也随之改变，单元化的教育政策投入运作，高等教育根据族群比率录取学生以便更多原住民进入大学的“固打制度”（配额制度）正式实施。政府利用原住民特权为由采取各种优惠措施从各方面扶助原住民社群，华人在这样政治气压下不断被边缘化，在各个领域中节节败退。原住民特权下衍生出来的是华人的自救悲情，华人的自救悲情与原住民支配主义的对峙，则导致族群之间的界限更形明显、族群之间的对话空间更加遥远。面对层出不穷的行政偏差和不公对待，华人社会显然找不到有效的对策。
       国族建构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是每一个新兴国家立国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它保留了多元族群和文化的特征。然而，全国上下任何族群的国民都知道，马来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民族建构的主体，及其国家文化的主要成分。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完全能够接纳成为马来西亚国民这样的一个政治身份，即使是以承认原住民特权退让族群权益作为代价，却不愿意接受同化而丧失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愿意和其他族群在政治上融为一体并被允许保留一定程度的华人文化认同。然而，前路似乎仍是山重水复。
       文化中国：马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阳来复？
       文化传承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中是极受关注的。从情感上来说，就是要让自己看上去更像华人，或仍然像个华人。在“马”“华”的文化语境中，这就涉及到“马”和“华”的成分比率多少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原是出自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多元族群的互动中自我设定的标准，以便和其他族群，特别是和马来人达致合理、有效的沟通。但是，这或许是华人的一厢情愿；“对马来群体而言，中国文化是外国文化，所以坚持外国文化的族群就是外国人，而保有外国人的特性而宣称是本国人是对马来民族的严重冒犯”。从长期累积的文化冲突所得的教训中，马来西亚华人有了极其严格的自我审查和过滤“机制”，对国内的“敏感问题”特别敏感，包括对“中国”字眼的运用。所以，本地的炎黄子孙只能是“马来西亚华人”，而绝不能是“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中国人”只能是政治身份和国籍归宿，而绝不能是个文化符号或人种标签。在马来文的运用中，也“自动自发”地以“China”来指涉“中国”或“中国的”，以“Cina”来指谓“华－”或“华人的”。然而，从来就没有人要求创造新词以作为“印度”或“印度的”的替代，以区别远方的“印度”人和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这种看来荒谬可笑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举措，对解决族群冲突、增进种族了解没有实际的助益。
       马来西亚各个族群都应该清楚，“从马来西亚现有的情况来看，完全以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认同无疑缘木求鱼”。文化认同不必要与政治身份达致完全的统一。民族的情感可以诱发可以疏导，却不能压抑。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杜赞奇先生批评那些认为民族主义代表着统一的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论述和实践中是一项禁忌。这一点明显阻碍了民族建构以及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诞生。如前所述，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文化认同意识的各种差异应该予以包容。让各族拥抱各自的文化想像和追求，更能扩大马来西亚文化熔炉的丰富内涵。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显然是马华社会在全球化浪潮下达致文化回归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消息。“文化中国”的概念衍生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种族和地域出现分裂的政治现实中，“文化中国”显然具有长久永恒的意义。尽管有人尝试发挥这个概念施展“文化出击”，以充作弥补台海两岸政治裂缝的“文化桥梁”，在“文化中国”论域中尽管有很多问题需要深究，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更难免渗入政治的考量，但对于被纳入第二意义世界的马来西亚华人来说，重新拥抱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吸收文化养分并报之以马华独有的文化资源，何等乐事！
       王赓武教授在回应“文化中国”这个意念时指出，“文化中国”的号召力是在它能够给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一点新希望，叫他们认清现代文化是古今并存，中外共享的。健全的文化跟国家的兴旺、开通、富强密切相关，若重视文化而不重视经济、政治，不仅中国会渐为贫困，文化也会渐渐地削弱，迟早被放弃的。
       （《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版；《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何国忠著，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