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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问我:“平生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我会说，是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度过的暑假。
       6月底大学放暑假，学生们都去打工或者旅游了，整整一座小楼只剩下我一个人。几个星期下来，我没有机会讲一句话。
       早上起来，我再也闻不到隔壁房间里透过来的咖啡味；中午进厨房，再也看不到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大学生吃面包夹火腿了。连那个很爱讲话的房东太太都和她丈夫开车到法兰克福去看儿子和媳妇了。我经常在阳台上和房东太太交谈。只要讲几句夸奖她的小狗菲利克斯的话，房东太太就心花怒放地笑起来，把一盆一盆的苹果和梨拿来送我。然而现在，花园草坪上的苹果和梨都开始烂了，我也没有兴趣去捡。
       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公共汽车站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研究时刻表。我不由自主地走向车站，当我发现那个人长着亚洲人的脸时，高兴极了。我准备向他介绍一下公共汽车的特点，这起码可以让我过15分钟讲话的瘾。
       那人见到我很高兴，随即对我讲了一大串话。可恨的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用英语试问了一下，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个字，原来他是个韩国来的留学生。
       我的孤独心理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那就是失眠。每当夜晚到来之时，我的头脑就变得异常清醒，不论是默默数数，还是听催眠录音带，都无济于事。我读一阵书，又到花园里去散一阵步。我默默数着转了几十圈，似乎已经颇有倦意了，可回到房间又变得清醒万分。
       我知道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是语言机能长期抑制的结果，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找人谈话。可是半夜三更给什么人打电话都会被视为神经病的。惟一的办法是往时差大的国家打，像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虽然国际长途价格较高，但是为了缓解我的病情，也就顾不上了。
       我首先是想给太太打。太太正在上班，我一面看着电话计价器飞快地闪动，一面聊天，十几分钟几十马克花掉了，心情也自在多了，最奇妙的是往床上一倒，不久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晚上，我又往澳大利亚籍学生林茂生那里打。他很惊喜。我向他诉说孤独的恐怖，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在悉尼大学为我谋到讲座。这一下，我的精神大为振奋，居然和他在电话里开起玩笑来。打完了，一看，二十多分钟，一百多马克，也不感到心疼。这一晚自然是睡得十分香甜。
       第三天夜晚，我那失眠的预感又来了，幸运的是从澳大利亚来了电话，说是那里东亚系的系主任克拉克教授愿意邀请我。正式邀请函不日邮寄。我又和他大侃了一番忍受寂寞的痛苦，甚至夸张地说我几次走到莫萨河边想自杀，只是由于看到那每天都浮游在河面上的3只天鹅，才觉得生活并不是那么可恶。这一夜不但睡得好，而愉快的心情延续到了第二天。
       “电话疗法”是如此有效，可是每天都打越洋电话，恐怕不久我连吃饭付房租都要成问题了。为了节省开支，我试行一种新的模拟对话，一个人在房间设想着和朋友、家人通话。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对方的反应我感到没意思，其结果是，那一晚我又失眠了。
       为了拯救自己，我决定每晚到街上散步，只要碰见什么人就和他讲话。但是德国人一个个彬彬有礼，只要你眼睛朝他一看，他就问候一声“晚安！”径自走了。街上走路的人是那么稀少，偶尔碰到一个人往往又是醉汉。
       我终于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了，看样子也是在散步，我心中大喜，这下子可要抓住他，和他至少谈上3分钟。待他走近一看，我更是心花怒放。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个韩国人，他居然不认识我了，还直瞪着眼睛走了过去。我十分恼火，心想这家伙实在不可饶恕。哪怕是和他吵上几句，也算过过瘾。于是赶紧回过头来故意撞了他一下，那家伙哎了一声，摇摇欲倒，在倒地之前一手抓住了我，那手火一样地烫人。他也认出来是我，于是用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我说，他病了，又不懂德语，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医生。
       我问他有没有办医疗保险，他也听不懂。我把他领到家中，把医疗保险合同拿给他看，他摇摇头。我便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陪他到一家私人医院去。他把我的医疗保险合同拿给护士看，她点点头，在电脑上打印一番，就叫我们在候诊室等候。在医生检查的时候，我就替他当翻译。取了药以后，我问护士要不要付款，护士说暂时不用，日后寄上账单。
       这一天晚上，我把他留在我的房间里住下，替他烧茶弄水，忙忙碌碌。由于韩国人的英语太差，有时为了交换一个简单的信息，都弄得我满头大汗。但是我的舌头却在空前的忙碌中得到了新异的快感。我的失眠症、耳鸣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国人的病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好了。正巧另一个韩国人经过这里，便来为他端茶弄水，和他叽里咕噜，把我完全晾在一边。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嫉妒，眼睁睁看着他的同胞把他接走了。
       于是，我又陷入失眠、耳鸣、心悸的状态。
       原因是韩国人走后的第二天，医生的账单寄来了，一共一千多马克，账单上写的居然是我的名字和地址。于是我赶紧到医院去声明，看病的不是我。但是我的医疗保险合同却在医院的电脑中登录在案。那上面地址和姓名都是我的。而且由于我那种医疗保险合同是十分廉价的，只能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就诊，随意选择医院是要自己付款的。
       我向护士、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一场误会。然而德国人的文牍主义是十分可怕的，他们只相信文件，绝对不相信活人，而且他们看亚洲人的脸都是一样的。我申述再三，第二天信箱里寄来的仍然是医院的催款通知，我再次去说明，他们再次通知，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个多月。
       我每天早上一醒，就出门奔波于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一个月以后，医院方面居然用中文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如不付款至某某银行某某账户，将采取法律手段。而且这封信是从我工作的特里尔大学转来的。于是我每天又增加了往大学去交涉的任务。那些平时装着不会讲英语的家伙，这时英语一下子变得溜溜的了。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感到心情十分舒畅。因为每天都变得有目标，每一单位时间都有一大堆重要的话要讲，而且每讲一句都有对方的反应，这比打越洋电话不但便宜，而且充满战斗的热情。
       我的奔波不仅仅有利于保护我的存款和名誉，而且有利于治疗我那可怕的失眠症。两个多月奔波下来，我的面色恢复了红润，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那简直就是青春焕发。
       我的申诉胜利了，医院方面终于弄清楚了两个亚洲人形象的差别，恰巧那个韩国人来看望我，又很爽快地付清了医疗费。
       暑假结束了。菲利克斯又在花园里欢乐地叫着；隔壁大学生的房间一大早又飘出了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我们又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了。
       同时，从澳大利亚那边寄来了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函，连每次讲座近200澳元的价码都写得一清二楚。我打了电话到波恩澳大利亚驻德大使馆去，对方的答复是，像我这样的情况，签证大约需要等三四个月以上。
       我随即给悉尼大学那位好心的克拉克教授写了一封抱歉的信，说是我病了，不能去澳大利亚。我的学生林茂生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变卦，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问题说清楚。
       那是因为两个月后就是为期一个月的寒假，我不能再度在这座空楼中忍受孤独，可以肯定，那时绝对不会再冒出一个生病的韩国人来让我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