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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梦想就是自己或子女能上哈佛，不然坊间也不会有那么多以哈佛为题材的畅销书了。妙的是，并没有太多的学生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在哈佛做教授。在美国学界，哈佛当然也是首屈一指，但在他校教书的教授如果接到哈佛的邀请，是否都愿意转来哈佛任教呢？记得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时候，有的同事有时会开玩笑说：“如果哈佛打电话来，怎么办？”于是就会狮子大开口，和哈佛讨价还价，然后向本校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校方留任。换言之就是用哈佛作筹码，自抬身价。
       我倒从来未作此想。1976年离开普林斯顿时，我发誓再也不回东岸，因为东岸大学的“势利”我实在受够了。后来本想在中西部安身立命，却又受不住加州阳光的引诱和太平洋的呼唤，于是冒冒失失地离开另一所名校——芝加哥大学——到加州来了，当时还像唱歌舞剧的台词式地大叫一声：California，here I come!（加利福尼亚，我来了!）真是天真得如儿童，怎会料到在四季如春的洛杉矶会受那么多罪。所以当哈佛真的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真像得到救星一样，恨不得马上脱离苦海，回东部去!这就是我的“巡回”命运。
       也许因为我本是哈佛毕业的，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感激，另一方面却有点不屑。不错，哈佛的确资源丰富，师资雄厚，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自己的一生，怎能不衷心感激呢？然而哈佛的名气太大了，甚至“哈佛人”自己都觉得老子是天下第一，这种自傲却令我不齿，所以常对朋友说：“哈佛有什么了不起，芝加哥大学就比哈佛好!”当朋友反问：“那么你为什么又舍芝大而来哈佛？”我一时无言以对。记得杜维明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当著名学者Robert Bellah离开哈佛的教职而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时，曾说了一句对哈佛的评语——这是一所“极高的平庸”（high mediocrity）学府，言下之意是指哈佛的教授在学问上虽然名气很大，但都不能像柏克莱的教授一样做“尖端”的学问。我听后信以为真，也觉得自己学术方面很平庸。
       多年来我身在哈佛，得到不少体会，虽然是主观因素居多，但仍愿提出来与有心者分享，并接受批评。
       哈佛的财源居世界各学府之首，这是一个事实。我刚接受教职时，校方给我房屋补贴、安家费、研究费以及退休金等各方面的优厚条件，实非一般美国大学可比拟，但当时我对之并不在意，即使薪水亦然（哈佛的薪金颇高，但并非全美最高，别校来“挖墙脚”时当然会给更高的待遇）。我最关心的是哈佛的环境，是否像普林斯顿那么势利。然而在哈佛经过两次半年的访问后，我反而觉得哈佛十分大度，各行各科的学问兼容并包，而且从来不干涉教授的教学和研究（譬如校方发给我两万元的研究费，任我报销，从不过问，这在香港的大学则不可想象）。哈佛对于他校教授的批评，更是毫不计较，甚至把批评者也请来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校方对于亚洲研究的学者从不视为“二等公民”。其他院系教授或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这也是全美皆然，我并不太计较，我自居边缘，时而向中心挑战，这其实是一种优势，哈佛的环境，可以给我足够的空间运转，余愿已足。在本系我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不像以前我做学生的时代，没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作一门学问。
       然而从西部各大学的“激进”眼光来看，哈佛还是比较保守，特别在各科的研究方面，往往不能以尖端研究带动“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例如在“地区研究”（如东亚研究）本身，就不愿接纳“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因此我反而变成文化研究的急先锋。这种不愿冒险的学术作风，令哈佛不少教授养成一种“守成”的心态，在一个领域成了名就闭关自守，不再去接触新学问。哈佛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是制度上的，如要改革必须耗费很大的心血和很长的时间。就以我个人经验而论，哈佛在对种族问题上——无论在研究还是建制方面——都毫无创新，和加州的大学不同。至于哈佛教授以大师姿态唯我独尊、君临天下的心态，则正在改变中，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无边界的，即使再闭关自守，也要知道一点外面的行情，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何况哈佛时常做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也借此吸引了不少新知和人才。然而哈佛教授的另一个“苦衷”却往往被外人误解为“自大”：几乎每位资深教授都需要主持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或工作坊，领导一批人马（包括自己的研究生和同行）从事集体研究。在外人看来，似乎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地盘”（turf），拥兵自重。这种情况乃形势所迫，因为他校的同行和学生也期望你“领导”全局，你如果不领导则会被认为失职或不尽责。所以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哈佛教授都忙得不可开交，自己著书研究的时间反而减少了。我在来哈佛之前就受到一个原在哈佛的朋友的警告：千万不要犯哈佛教授的“通病”——活动多、名气大，但著作少，书写不出来。所以我在任教后两三年发现自己开始染上此症时，就赶紧发愤图强，以牺牲晚餐的精神，把我的《上海摩登》一书写好了。
       哈佛各教授的“地盘”制的另一个缺点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无法和其他学科的同事交流。我想其原因不是教授本人的保守（当然这种保守人士也大有人在），而是教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这个现象在“地区研究”领域更严重，譬如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午餐桌上，大家谈的都不外是中国，尤以当今政情为主，很少看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苏联或拉美的学者共餐切磋学问，如果真的共餐，也是以处理各委员会的行政事务为主。因此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中，有时故意请外系的学者来主讲，又觉得不够，所以自己又去听外系的工作坊的演讲，学到不少东西，然而总觉时不我予，不像在做学生时可以旁听那么多门课，听演讲更不计其数。
       在哈佛的外系同事中，我最熟也最尊重的是研究拉美文学的Doris Sommer，她以一本探讨拉美小说的巨著《奠基小说》（Foundational Fiction）享誉学界，我们又在“种族研究委员会”中是共同主席，共商大计。我从她的专业中得到很多启发，可恨自己的西班牙文早已忘光了，否则在她的工作坊中会获益更多。后来我和她打算合开一门“核心课程”，谈拉美和亚洲的移民文学，可惜准备匆促，没有得到“核心课程委员会”的批准。
       哈佛“地区研究”——东亚、俄国、拉美和中东研究——的阵营特别强大，相形之下，南亚和东欧研究则师资甚少。非洲研究被纳入“美非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之中，以黑人文化为主，由于主持人Henry Gates的努力，成立不到数年已经变成全美第一。我和其中研究非洲文学的一位学者Anthony Appiah私交不错，也曾请他来我的工作坊演讲，可惜他未几就去了普林斯顿。我又因研究生辅修课程的关系，和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电影研究的同事见过面，往往是在学生口试的场合，可惜未能深交或切磋学问。在这一方面，杜维明显然较我活跃得多，他早已和宗教研究的同事建立不少关系，而外系的教授也视他为宗教研究的一位专家，并不仅限于他的专业——儒家思想。
       由此我禁不住想对哈佛的师资作一个主观的评价，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偏见，不免有漏洞和参差不齐之处，望方家有以教之。
       哈佛的文理学院最大，理科方面我不太清楚，但可能化学比物理强，而“实用物理”（applied physics，即工程）更弱。计算机学最近才成立，正招兵买马，发愤图强，但数学系的根基可能比不上相邻的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方面名人辈出，绝对是哈佛强项（医学亦然）。其他理科方面则不得而知。
       哈佛的文科各系我较熟悉，传统的两大强系——英文和历史——却已非比从前，虽然近年来请来不少名教授，如英文系的格林布拉特（Stephen Creenblatt）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前者是“新历史主义”的发起者，后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巨头，但总体而言并不见起色，比起我做学生的时代两系大师如云的情况，相差甚多。我至今还认为哈佛的英文系比不上耶鲁，历史系比不上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而哈佛的比较文学系更小，皆是兼任，但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我当年就旁听过该系讲座教授Harry Levin的课。最近哈佛英文系中有几位“女将”，如Marjorie Garber等，风头甚健，也为该系注入不少新思维，特别在女性研究或性别研究方面，已经自成气候，她们反而对于一些边缘学科特有好感。
       哈佛的哲学系更是大师的天下，早年的Quine不提，近年来最走红的罗尔斯（John Rawls），以《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闻名遐迩，就是在哈佛哲学系任教，最近刚去世。此外还有Putnam和Cavell，后者有关电影的文章我最佩服。美国的哲学研究趋势最重分析哲学和语言，但哈佛的语言学系却弱到了几乎关门的地步，最近一两年才渐有起色，可能被麻省理工学院的语文系——大师乔姆斯基（Chomsky）任教的学府——压倒了。
       除此之外，哈佛的东亚研究——特别在人文师资方面——我认为中国研究绝对压倒日本研究。但东南亚和印度的研究则很缺乏，而各种宗教的研究似乎也嫌不足。对于最近较为热门的学问——如电影——也是师资不足，哈佛根本没有电影、戏剧和传播专业或新闻系。倒是设计学院近年来独领风骚，可能也是靠Rem Koolhaas等建筑师兼教授的明星效应。
       我认为哈佛最不整齐的反而是社会科学的各系，其中最大的是经济和政治系（哈佛叫作“政府系”——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这两个大系一向纠纷不少，特别是经济系曾经有位教授到苏联做顾问，差点闹出事来，他最近已离校。比起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大多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哈佛尚差一截。而哈佛的政治系，即使在基辛格时代，也不见得是全美第一，近年来的发展我不甚了了，但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有何大将。也许，近年来哈佛的政治系和政府走得太近，又有那个“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的影响，学术的路向反而不够明朗，也许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哈佛的社会科学方面，最有争议的两系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当年社会学方面帕森斯称霸一时，然而如今他的现代化理论已经遭到唾弃，后来又有几位名师退休，所以一蹶不振，无法和芝加哥大学相比。而哈佛的人类学系又分三组，考古组阵容甚强（去世不久的张光直教授即属此组），但我较能获益的文化人类学，却不甚出色，而我对医学人类学，只认得一位Ａrthur Kleimann教授，相谈甚欢，可惜他几次邀请我去他主持的论坛，我却因公未去，十分遗憾。总的来说，我还是较认同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一个个古灵精怪，但学术上都十分出色。
       走笔至此，哈佛的名牌面纱也被我撕去了一大半，所揭开的“真相”依然是，哈佛是一所在学术上历史悠久的大学，它每年都名列各种调查的前茅，主要是因为它的师资雄厚，各学科的发展相当平均，即使不名列第一，但仍可名列前十名。而其他大学则只有少数学科是强项，没有财力全面发展。所以我建议想申请入哈佛研究院的学生，要看准系科和教授，不应该因为哈佛是名牌就胡乱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