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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自然地就成了“双语儿童”，在北京讲普通话，在上海讲上海话。两者语音、语调上的差别和南北方言结构上的不同，都让我觉得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爸妈都是学外语的。小的时候听爸妈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觉得神奇，于是也立下志愿，长大后学外语，每天绕着舌头说话，让谁也听不懂。
       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学ABCD。第一个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觉。拼写单词的时候，我非得把26个字母从头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个字母。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迹。有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1988年，我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英语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它的确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心里竟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志在必得的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只要我去比赛，冠军非我莫属。最吸引我的是广告内容的最后一段：决赛由北京电视台转播。这短短的一行字让我心驰神往。我报了名。
       比赛内容挺简单，以奥林匹克为题写一篇文章，然后朗诵出来。我写的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在软式网球组委会担任翻译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北京人、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盼。文章的开始是我的得意之笔：
       We see the fire in the sky／We feel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together／ This is our time to rise above／We know the chance is here to live forever for all time／Hand in hand we stand all across the land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which to live ／Hand in hand we can start to understand／breaking down the walls that come between us for all time
       这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歌《Hand in Hand》（《心手相连》），我以此作为开篇，自己觉得妙不可言。
       因为参赛人数太多，预赛、初赛时，考官们只是听听选手基本的语音语调。我还没有念完《心手相连》的歌词，主考老师就微笑着打断了我：“You speak really good english. Where did you learn it?”(好极了，你是在哪儿学的英语?)我立刻明白，我过了，而且是考官最满意的学生。
       我连过三关之后，接到了参加决赛的通知。决赛一共10名选手，除我之外，其余9人全部是北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踏实了。我是少数分子，属于弱势群体，输了也光荣。我心情平静地去参加决赛。
       决赛好像是在中国剧院举行的。那天，北京电视台的转播车就停在大门口。我早早化好妆，一个人悄悄地溜到后台，站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静静地看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架机器、调灯光。一个导演模样的年轻女人拿着步话机，威严地站在舞台中央，冲着台下的人比比划划布置工作。我屏住呼吸，惊喜交织地看着这一切。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大声地说：“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一天，就在剧场的大幕后面，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属于电视。
       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
       演讲比赛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1992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班主任通知我，王纪言院长要我下午去电视系演播室试镜，中央台导演要来挑主持人。
       那一阵，我像中了邪一样在准备考托福。吃过午饭，我照例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等我赶到演播室，其余试镜的播音系女生已经到了。我找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心里还琢磨着没做完的题目。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想溜走了。我最讨厌和别人争一件事情。这种时候，我会变得很不自信。 这时，王院长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导演。
       “这位是中央台文艺部的张晓海导演，今天来咱们学校是为中央台一个新的栏目挑主持人。”院长指着大胡子冲我们介绍。“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院长在演播室里找了一圈，终于发现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院长叉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另一只手远远地指向我。于是整个演播室里三十几个人的目光唰一下都转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张晓海只是对我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试镜开始了。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
       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吐字清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我的另类并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没有一样符合传统美的标准。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其他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大胡子导演：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张子扬。”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都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计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视，让幸福弥漫我全身
       当毕业分配的忙乱过去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艺苑风景线》的拍摄工作。它是我当时惟一的阵地，也将是我未来事业的奠基石。
       但是，1994年的我渴望变化，却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之后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图，闲散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偶尔会飘过一阵阵的悸动。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电视了。
       1996年年初，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并且很快加盟凤凰卫视。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台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台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
       我苦着脸去找窦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行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兰愣在那儿，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台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凤凰早班车》开播的前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凌晨4点，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我恨不得临阵脱逃。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我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
       7点15分， 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直播马上就要开始，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7点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
       《南方周末》的向阳曾经问我：“你在采访中会像美国的麦克·华莱士那样咄咄逼人地提问吗?”我当时拼命摇头：“不可以，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西方人比较直接，对于太尖锐的问题，中国观众会觉得不舒服，认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鲁豫有约》，一方面要保持个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要顾及观众的情绪。有些尖锐的问题该问还是要问，但我会说得比较婉转。”这是我做《鲁豫有约》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嘉宾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用反问来代替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执著地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对方的语言或者表情，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有时我的声音大，语言机智，有时被访者的回答要远比我智慧。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而我的嘉宾们在一种尊重、平等、友善的气氛中将积压多年的心声一吐为快。我很满意我和同事们的作品《鲁豫有约》。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策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询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能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
       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在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一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靴，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我对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没眨一下。她这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谢谢阿敏。她的美丽、温婉和坦诚让《鲁豫有约》有个近乎完美的开始。
       我爱三毛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三毛。我从没有崇拜过任何人，但对三毛的欣赏大概已接近崇拜。
       初二那年的一个晚上，《撒哈拉的故事》我翻过来掉过去地读了近10遍，书中的内容几乎倒背如流。从此三毛成了我的精神偶像。我不再为自己的理想不是当科学家而觉得难以启齿。怎么样，三毛都说她和荷西绝对不创业，只安稳地拿一份薪水过日子而已。何况，在她的笔下，柴米油盐的生活可以这样风花雪月、有滋有味，那就算我的一生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三毛的众多作品中，《我的宝贝》也许是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说是宝贝，其实都是一些不太值钱的银制老别针、项链、手镯、西餐用的刀叉和所有名胜古迹旅游景点都能买到的小摆设、小玩偶。东西很一般，但在三毛的笔下，它们身价百倍。
       那本书引发了我对家居布置和收藏的兴趣，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审美。因为三毛，我喜欢上了古旧的中式家具，现在客厅里就摆着从潘家园淘来的太师椅和烟榻。每到一地，我总要大街小巷地转悠，搜寻漂亮、道地但又不太贵的工艺品。有一天，我会再写一本书，书名也叫《我的宝贝》。
       我常常遗憾地想，如果三毛还活着，我一定要交她这个朋友，至少，要做上两期《鲁豫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