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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在运动中借各种机会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1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1400多人，占应复查总数的96．5％。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使这么多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获得解放，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钟睡觉，早上7点左右起床，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工作是很有成效的。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解脱和使用，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当时中央文件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市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晚了点，这要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对落实一般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是做得很好的。
       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包括出版、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当时我作为文教组的负责人，有幸结识了许多人士，他们有事常找我，关系很好。我记得有天晚上，已经很晚，快凌晨1点钟了，我的秘书找我，说有电话，我问谁呀？这么晚了还找。他说是上海京剧团的。我一听，是张学津，当时上海最好的老生演员。他在电话里又气又急地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讲同他爱人吵架的事。我一想，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能表态，只是劝他不要生气，不要着急，说今天晚了，我们另外约个时间谈好吗？他同意了。你想想，如果关系不好，这样的家务事，他能在深更半夜找你吗？我常想，我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人，实在需要结交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那才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以下就是我同他们交往和有关落实政策的几个事例。
       事例之一，是有关袁雪芬的事情。我刚到上海市文教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就托人给我带信，用一个大信封封着，上面写着“转陈锦华同志收”。我打开一看，里面又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请陈锦华同志转彭冲同志”。于是我就把材料交给了彭冲，彭冲拆开信封，里面又是一个信封，写着“苏振华同志亲收”。那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开会，苏振华笑着说：“里三层外三层，里面藏的什么机密呀？!”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袁雪芬的要求信，说“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写给她的20多封信，十分珍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她请中央工作组帮助收回。就这么一回事，她却那么谨慎，可见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名人，心有余悸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事例之二，是关于赵丹的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的办公室离家很近，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是平行的，一个是大门，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是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一时想不出名字。当时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于是就请他坐下。赵丹跟我说：陈市长（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不好意思，你看你休息了，我还来打扰你。我说没有关系，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另约个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听你的，什么时间谈都行。”就这样我们约好了第二个星期天再谈。到了那天，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给我讲了这些年在单位里怎么挨批，在干校里怎么受批斗，被造反派殴打、侮辱，讲了很多事情。他开始讲的时候还比较冷静，比较克制，可是一讲开后，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能到哪里去讲呀!”他听了我的这些话，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以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被批评，很不愉快，陈毅陈老总就对他安慰过，赵丹很感慨。他讲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修正主义的罪名则是欲加之罪的一些东西。听完了以后，我说：“好吧，我来抓紧办。我有问题会找你，你还可以找我，反正我给你表示这事情我会抓紧办。”第二天我就把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的事情。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你们抓紧一点，赵丹这个人影响是很大的，应该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表示：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市委讨论的时候都是一批一批的。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事例之三，是关于李玉茹的问题。李玉茹是一个著名的、有才华的京剧演员。她唱梅派，也唱程派戏，能演青衣、花旦和刀马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周总理很器重她，曾送给她程砚秋演的电影《荒山泪》，让她好好学习。李玉茹对周总理也是非常敬重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要做周总理的文章，阴谋打倒周总理，就着手搜集周总理的材料。他们找李玉茹，把她隔离了，对她进行种种迫害，没完没了，不让她演戏，不让她登台。后来她找我，讲这些事情，我说：“好吧，我找找他们，看能不能早点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臣，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臣表态谨慎，说你可以先看看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我说议论江青就更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所谓的交代材料也是在棍棒逼供下写的，不可信。即使这样，也没有一条够得上是所谓的“三反分子”的材料。我就对李太臣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她议论江青的事无非是说江青不懂戏，说那几个样板戏不怎么样，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赶紧给她解放了，让她早日演戏，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大概多少年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担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可能是1985年或1986年春节期间，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搞了一个文艺活动，请了各界名人。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刚出会场的门，就看到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我好多年没见她了。她见到我就很高兴地叫了起来：“陈市长，在这里见到你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她说：“我们刚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过来。听说你要来，我们也就过来了。”接着她就给曹禺介绍说，这就是我常给你念叨的陈锦华同志，就是他给我解放的。听到这里我都不好意思了，说：“你太客气了，你受委屈的时间挺长的，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曹禺说：“谢谢，谢谢，玉茹她老念叨你，说你好。”我说：“这都是应该的，不用谢了。”我常想，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名人，也真是好，那么迫害人家，后来按道理也应该早给人家解放的，人家不计怨恨，多少年后还想起你，对你那么友好，这样的名家到哪里去找呀!李玉茹确实是很好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事例之四，是有关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庐山恋》的事情。这件事和事例之五关于演员剧团的房子问题，都发生在中央工作组撤离之后，但我同他们的交往都是在中央工作组时期结识的。不然，他们不可能找到我。从落实政策上讲，也是一脉相承的。上海电影厂拍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说这个片子是骂共产党的，是为“右派”翻案。我当时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报告时，特地加了肯定《天云山传奇》的话。后来谢晋见到我就说，哎呀，陈市长，你的话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个片子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思的。影片中那位后来平反了的“右派”，在桥上碰到以前整他的那个地委书记的时候，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要过好日子，也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感到这句话讲得极为朴实，其中蕴涵了生活的真理，还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吗？这是真心话，是大实话。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稿子在市委审议时，并没有人讲不同意见，而是一致通过。当然，我说话是负责的，如果这个片子遭受批判，上面讲话，那我也还是逃脱不了被指责的。
       当年上海电影厂还拍了一部《庐山恋》，也非常有名。著名导演张骏祥对我讲过，《庐山恋》有突破，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恋爱禁忌的突破。他还说演女主角的张瑜演得很好。当时为了表彰她的出色表演，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当众宣布要给她加一级工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张瑜的工资也不过六七十元，加一级也就是十块八块的事。可就是这十块八块也好长时间落实不了。为什么呢？原因是没有给演得好的演员加工资的政策，钱没有出处。可市委领导同志说了的话落不到实处影响就不太好了。后来这位市委领导同志找到我，让我给想想办法。我当时兼任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主任，这类事归我管。于是我就把劳动局局长于永实找来，要他想想办法。大家坐在一起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到了中央有个文件，规定给厂长有3％的升级权，上海电影制片厂可以算作工厂，师出有名，于是赶紧给上海电影厂的徐桑楚厂长打电话。就这样，张瑜的那一级工资总算加上了。这事儿搁在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
       事例之五，是关于演员剧团房子的问题。有一天，张瑞芳突然带着几个人闯进我家。张瑞芳跟我熟悉，有事也愿意跟我讲，那天找我是为演员剧团的房子的事情。那时候，赵丹、白杨、王丹凤等著名演员都是上海电影局演员剧团的。演员剧团原来在上海有栋花园洋房，“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到一个临时工棚里，几间平房，100多号人站都站不开。现在他们看上了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仪表局的一栋花园洋房，演员剧团想要，找了好多次都没有解决，于是就想起了找我。我听后，就给仪表局的局长打电话，问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说张瑞芳她们找过好几次，但这房子他们也要用，所以没答应。于是，我就在电话中同他商量解决办法。当时仪表局正在同美国的福克斯·波罗谈合资办仪表厂（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时专门参观了这个厂）。我说你们把房子让给演员剧团，我批合资项目的时候，多批些钱，你们另外新盖一栋楼。他当即表示同意。我把结果告诉了张瑞芳、牛，他们喜出望外，高兴得恨不得给我磕头。
       事例之六，是有关落实退赔政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原先通过赎买政策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停止执行了。在落实政策工作当中，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对这些都要进行退赔。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