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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光楷，1939年3月出生。1996年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起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兼职教授，并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儒将探曹营：他要去五角大楼
       2002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解放军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与美军界高级官员举行第5次中美两军防务磋商。这次不同寻常的磋商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次磋商不仅仅标志着中美两军自“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交往完全恢复，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美两军的防务磋商建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在熊光楷此次访美前总共进行了4次，最后一次是2000年11月，双方进行副国防部长级的会谈，后来因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磋商中断。
       说起来，熊光楷在美国军界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负责军情研究和对外交流，身份敏感，还因为美国一直流传着一则谣言：1995年熊光楷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告诉一位美国军官，大意是：我们更在意洛杉矶而不是台北。分析人士认为，熊光楷的这番话暗示如果美国敢出兵介入台海冲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就有可能以远程武器对付美国西岸城市。这名军官马上把熊光楷的这次谈话以及分析人士的推断，反映给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信以为真，如临大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传媒借机大肆炒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这完全是美国记者无端捏造的谣言，美国政府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错误”，是无稽之谈。其实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对熊光楷太敏感了，才造成这样的“错误”。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中美军界高层会议，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下午2时30分，历时5个小时，其间美方以一顿轻松的三文鱼午餐款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表示，这是一次真正的“磋商”，解放军代表团显得非常“专业”。
       费斯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磅人物。他所任的职位是五角大楼“四个高级职位之一”，负责所有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有关的事务，监督美国国防部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体地说，他的职责是：制定与外国政府、军事团体和国际组织结盟和发展国防关系的政策；制定、协调并且监督与外国政府和军事团体有关的国际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实施；监督所有与国际技术转让有关的国防活动。
       在熊光楷到达五角大楼后，费斯还意味深长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劳利斯。熊光楷一行不仅被美国人直接迎进五角大楼，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会谈，这似乎表明美国对熊光楷一行的礼遇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以凸显美国对解放军的善意，也期待熊光楷将军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环境中逐渐软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作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这次的会谈比以往的都要好。”事实上就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起程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于12月4日至6日在中国的青岛举行。会议期间，美方工作小组拜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少将参谋长，并参观了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戴维斯对这次熊光楷访美情形的总体判断是恰如其分的，但了解内情的人也知道美国军方其实对中国军方包括熊光楷将军是存有疑虑的。12月9日的工作午餐期间，熊光楷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交流计划，但美方以“仍在研究”为由，不愿作出回应。究其原因是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想法、政策及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至少能让我们制定的政策和他们制定的政策，都能建立在更准确的信息之上。”
       爱读书，勤思考
       对美国人来说，熊光楷是对美国军情最有发言权的人，没有什么不在这个从事军情分析40多年的中国谋略家的掌控之中——像这样一个在中国军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对中国军事政策方针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熊光楷对外界来说确是个神奇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军人和教授”。
       熊光楷1939年生于江西南昌，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2l岁的他进入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82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曾任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中国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49岁时升任解放军总参某部部长。
       熊光楷多年来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各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理论著作，他对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见解和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了如指掌。为了及时了解各国的最新军事信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每天都要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和学术文章，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熊光楷的妻子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精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曾在航空工业部国际事务局工作。外界对她的评价是：“聪明、有礼而又机警”。熊光楷在前民主德国任武官时，她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随熊光楷一起回国后，她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出色的外文水平，当熊光楷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章来不及翻译时，她便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熊光楷丰富的对外军事交流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研磨而成的，无论是任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期间，还是回到总参谋部，他都能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形势，促进对外军事交流。他还经常以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接待官方和非官方的外国客人。他很重视社交礼仪，思维敏锐，很健谈，充满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熊光楷后，也称赞他是一个“灵活的人”，“非常专业，精力充沛，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希望能控制场面”。
       
       熊光楷在参与军方对外交流的同时，能从有效的信息中进行理性的战略的思考，针对性强，形成富于个性的军事观，以提供中央军委最高层决策参考。1987年6月，熊光楷在《国防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和平时期世界主要强权的国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中央军委更予以高度重视。此文以可靠翔实的材料，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权国家的国防用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极具前瞻意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世界军情形势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把它视为当时总参谋部交出的一份极佳答卷。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
       作为中国军队的高层官员，一个谋略家，熊光楷在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同时，更多地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2000年1月22日，熊光楷赴美进行中美两国国防部第3次防务磋商，使自1999年因驻南使馆被炸而中断的中美两国定期军事磋商得以恢复。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务磋商都是熊光楷亲自率队。他还多次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防务磋商。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访问英国，与英军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举行了中英两国首次防务磋商，并在会晤了英国国防大臣胡恩和英国陆军参谋长沃克后，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的演讲。
       熊光楷既是谋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学的许多演讲理性而生动，好评如潮。他喜欢吟诗唱歌，充满灵性。
       “RMA”关键人物，欣赏科索沃战争风云人物科瓦什宁
       曾有人问熊光楷，在与国际军事界的交往中，他最欣赏哪一位当代外国军事将领。熊光楷公开表示他最欣赏俄罗斯的科瓦什宁将军。
       科瓦什宁将军是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执政前期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被认为是俄军队的少壮派。科索沃战争期间，面对美国及北约对科索沃的进逼和轰炸，科瓦什宁大将发出强硬声音：“如果俄罗斯面临生死选择，那么俄武装部队的一切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都应被利用。”战争后期，科瓦什宁采取先斩后奏之法，未得到叶利钦的同意，便下令俄罗斯200余名空降兵鬼使神差地出现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机场，从而打乱了北约的整个部署，使北约在科索沃单独执行维和任务的如意算盘落空。
       普京上台后，科瓦什宁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就俄军发展战略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谢尔盖耶夫曾表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通过核武器进行的。作为原俄战略导弹部队的总司令，他想把削减常规军队的费用花在核武器上。而科瓦什宁则主张把用在核武器上的钱用于常规力量建设，因为“俄罗斯最直接的安全威胁就是来自其最邻近的国家”。俄军对车臣战争的胜利似乎进一步佐证了科瓦什宁的观点。因此，普京总统准备牺牲“核武器发展潜力”来发展俄常规力量。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普京总统意识到科瓦什宁对核武器的排斥事实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力，与他的军事大国思想不相适应。为了使俄罗斯沿着战略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平衡发展的方向走下去，普京决定重新调整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战略，并于2001年撤去了科瓦什宁的总参谋长职务。
       在熊光楷看来，撇开人们对科瓦什宁的争议不说，科瓦什宁是一位在俄罗斯军事改革、军事外交方面很有成就的军事战略家。比如他在军队建设上率先提出俄罗斯不能背上沉重的战略火箭军的包袱，应将其变成战略火箭兵，同时建立一个航天兵种，以成为未来的“天兵”，因为未来空间战争有可能加强。他提出俄罗斯军队分三个军种（即海军、陆军、空军）和三个兵种（即空降兵、战略火箭兵、航天兵），这是个很大的改革。
       熊光楷认为，一个高级将领仅仅有敢上战场的勇气是永远不够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战略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自进入总参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对军事战略的创新研究，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4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身着一身西服，突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今天在这里以教授的身份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作“新军事变革问题”的专题报告。
       “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写为RMA。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及战略学界就开始运用这一提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而在这之前，由于冷战结束，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悄悄萌芽。当时的基本判断一是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和使用RMA这个词组。
       中国对新军事变革的关注与世界同步。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就敏锐地观察到了高新技术在现代作战中被更多运用这样一个特点，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军队重视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军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的熊光楷便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特点，成为中国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研究人员和重要智囊。
       熊光楷的这次报告主要是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他将伊拉克战争分为斩首、震慑、扩大战果3个阶段。他认为这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反映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三大趋势，即武器装备智能化、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和作战样式体系化。而武器装备智能化具体表现为各类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战争的主角，精确制导武器占战争总弹药量的比重增加明显：越战时为0．2％，海湾战争时为8％，科索沃战争为35％，阿富汗战争达60%，伊拉克战争还会更高。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具体表现为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人数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指挥控制自动化则利用数字技术，以计算机系统作为战争的神经中枢，对战争进行指挥控制；作战空间多维化方面，过去一般是陆、海、空三维，现在运用的已增加到海、天、空、地、电磁五维；作战样式体系化包括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伊拉克战争，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不能好高骛远”。“中国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防御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针对伊拉克战争中期伊拉克方面做的非正规抵抗，熊光楷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他分析说：“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人本主义，世间万事万物都应以人为本，“因为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