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了，几分钟前还显得喧闹杂乱的大厅突然变得沉寂了。我坐在通道附近的巨大双门边等人，一位同学走过来坐到我身边，当她从窗户向外望去的时候，她的嘴惊讶地张开了，眼睛睁圆了。
“她怎么了?”她轻声叫道。
外面的人行道上，我的母亲正向这边走来，她先挪动一下拐杖，然后再小心地移动一下另外一条腿。每走五六步，她就停下来休息一下，抓紧手中的钱包。从马路到大门这一小段距离花了她很长的时间。
妈妈已经安排好了，等我放学后她要找老师谈谈。以前妈妈都是在快到傍晚的时候去见老师的，而且妈妈来学校的时候，我都已经坐上学校的巴士，在回我们在威斯康星农场的家的路上。今天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带妈妈去参观我的教室，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让某些同学见到妈妈，这些同学都是等着骑马或者有课后活动的。
校车刚刚离开，我就看见爸爸的车开过来。他在学校前面放下妈妈。我知道妈妈需要我帮她穿越大门，因此我必须保证自己提前等在那里。
我的同学又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她怎么了?”
我想了想，该怎么解释呢?最后我决定采用最直接的方法。
“她患了脊髓灰质炎。”我说。
“哦……”
她又盯着我母亲看了几分钟。
“她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好转?”
“她不会好转的。”
同学沉默了几分钟。“什么是脊髓灰质炎?”她最后问道，这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
“首先是生病了，就像患了流感，”我说，“然后就不能走路了。”
她忽然转向我，眼睛因为恐惧而变得很大，“像流感?我们也会患这种病吗?”
“哦，不会的，”我连忙向她保证，“我妈妈是在很久以前得的脊髓灰质炎，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现在，我们注射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可以使自己对这种病产生免疫力。”
我的同学再次转向大门，看看正走过来的妈妈。“但是为什么你妈妈的情况不能有所好转呢?”
妈妈是1942年得的脊髓灰质炎，那个时候她才26岁。我的哥哥5岁，姐姐3岁。我是16年后才出生的，是在医生告诉她，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以后很久出生的。我从小就了解妈妈的情况，但要让我的同学明白妈妈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是很困难的，不过我还是尽力向她解释。
“她的情况的确好多了，”我说，“她刚患脊髓灰质炎的时候，病得非常重，在医院住了6个月。”
“6个月?”我的朋友叫道。
“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她就回家了。”我补充道，“但是即使她不再生病，脊髓灰质炎还是让她无法正常行走了。”
妈妈在11月份住进了离我们家250英里的医院，直到第二年5月份才出来。这意味着她没法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和她的生日，也没有办法一起过结婚纪念日和哥哥、姐姐的生日。在她患病的那些日子里，脊髓灰质炎逐渐使她右腿部分瘫痪，左腿全部瘫痪了。
妈妈终于走到了大门口。我冲了出去，帮她把外面的门打开。她穿过了第一个大门，我的同学又把第二个门打开了。
“嗨，拉尔夫夫人。”她说，害羞地笑了。
我的妈妈报之以笑容，“非常感谢你帮我打开了门，这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我们三个慢步向教室走去。
“它是不是使你感到很痛苦?”我的朋友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说脊髓灰质炎。”
“不，”妈妈边说边移动拐杖，然后再小心地移动另外一条腿，“它并不使我感到痛苦。我只是不能走得很快，仅此而已。”
“我很高兴，”我的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我很高兴它没有令你感到痛苦。”
妈妈再次对那个女孩笑笑。
妈妈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又听见其他人在说:“她怎么了?”
我畏缩了，觉得其他人都在对妈妈指指点点。
“她患了脊髓灰质炎。”我听我的朋友回答。
“哦，什么是脊髓灰质炎?”
妈妈看着我的眼睛，“没什么，”她平静地说，“他们只是好奇罢了。”
我的老师从他的桌子后站起来迎接妈妈。我离开教室，去看爸爸是否把车停好了，他可能在办公室等我们。在大厅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问我:“你妈妈真的得了脊髓灰质炎?”
“是的。”
“我还以为是其他女孩瞎编的，”他解释道，“那么你妈妈现在真的走得很慢?”
“没错。”
“我希望她的情况能有所好转。”他在匆匆走开之前说道。
我不想再费力向她解释妈妈的情况不会再有什么“好转”。
后来，每次妈妈到学校去开会或者参加什么活动，都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和议论。越来越多的孩子认识她，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为她开门，并且和她打招呼。妈妈总是礼貌地回应他们的笑容、祝福，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那些孩子也总是羞怯地笑笑，有的还会说:“欢迎你。”就像我们父母和老师教的那样。
我很早就成了妈妈的助手，帮助她完成那些超出她能力的事情:抖动小毯子，取邮件，或者跑过去接电话。帮助妈妈是我的第二天性。我从来没有想过脊髓灰质炎对她造成了多么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毕竟，如果你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正常”的。
直到我学会从别人的眼里观察妈妈，比如说学校里的那些孩子，我才明白她的勇敢和高贵:她先移动拐杖，然后再移动另外一条腿，她就是这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跋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