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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华裔作者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中译本。本书以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分析其渊源，论述深入、全面、严谨，是一部极有史料价值的著作。下文摘自本书的“结语”部分。
       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8年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无数暴行的一小部分。早在大屠杀之前，日本就打破空军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是首先把空军用来杀害平民百姓的国家，从而臭名昭著。从上海开始，日本就用其武装力量屠杀平民，以后又扩展到南京及中国内地。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是指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而那时日语中尚无针对中国人的相应同义词；可是日本天皇政府已经批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消灭所有人的政策，其中最凶残的莫过于在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因为在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日军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战斗。一名丧失斗志的日军大佐在其日记中，暴露了这个残暴政策如何简单明确，“我从上司那里接到命令，这一地区的人必须‘统统杀掉’。”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在华北地区掀起一场旨在消灭乡村全部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从而使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有数百万人逃到安全地带，但起码有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华北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一书作者R. 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被杀害，死者的人数最少也将近1000万。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还进行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由于怀疑某些村庄帮助美国飞行员于1942年4月对东京的杜里特空袭，日本人就对这些村庄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报复。日本人在可能降落轰炸机的地区屠杀了25万中国人，还破坏了方圆两万平方英里范围内所有中国机场，在战争期间，华北和其他许多地方大片大片城市和乡村都被指定为生物武器袭击目标。我们现在得知，日本飞行员在诸如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大城市撒播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如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和副伤寒等）的瓶子投到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子中去。日本人还把致命细菌掺进食品中以便把疾病传染给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人把混有伤寒菌的饼干撒到露营地周围，以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食用。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寒和副伤寒病菌的蛋卷。
       最后的死亡数字几乎令人难以相信：157．8万人至632．5万人之间，R. J．拉梅尔提出一个保守的数字：死亡394．9万人，其中除40万人以外，其余全是平民，但是，他同时指出，还有数百万人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学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把这些死亡数字加到上述总数中的话，可以说，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
       “虐待转移”现象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出，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支配下才干出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行，不过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存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从理论上推论出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如此赤裸裸的野蛮暴行的。
       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和其他恐怖行为是一种可称之为“虐待转移”现象。根据《隐藏的恐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行》一书作者田中雄喜的说法，日本现代军队自其创立时起就潜在有极大的野蛮性。其原因有二：日军内部对其官兵的独断霸道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由天皇左右的人支配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入侵南京前，日军对其自己士兵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日本士兵被迫给长官洗内衣，或是恭顺地站着，任凭长官打几个耳光，直至打出鲜血。使用奥威尔式语言（乔治·奥威尔为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式的，意为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译注）来说，军官对士兵殴打乃家常便饭，名之为“爱之行动”；而日本海军中军官对士兵饱以老拳，是为了整肃军纪，乃称之为“爱之鞭笞”。
       人们常说，最无权的人，一旦掌握对等级更低微的人的生杀大权，就会变成最残暴的人。日本来到海外作战后，这种由于等级森严制度产生的被压抑的愤怒就会像火山似地爆发出来。在外国或殖民地的领土上，日本兵作为天皇的代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超过最有权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多年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如何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以前，无论长官如何对待士兵，日本士兵都要默默地忍受；而现在则是：无论日本兵选择哪一种暴虐行动，中国人也必须默默地忍受。
       病态的民族蔑视
       学者们认为，侵华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病态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长期宣传、教育以及社会灌输而形成的。日本皇军中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把中国人看成是低等人类。对日本人来说，杀中国人并不比踩死臭虫或杀猪更感到有更大的道德压力。事实上，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时，各级别的日本军人都把中国人和猪相提并论。例如，一名将军对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中国人是猪。”一名日本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把中国俘虏每十人绑在一起，然后一批又一批地推到坑内烧死。这名军官在为开脱自己罪行时辩解说，他在杀中国人时的感受和杀猪时没什么两样。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时的日记中吐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迷信天皇与暴力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赋予暴力以神圣光环，使其成为帝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极端性与狂热性，与中世纪时驱使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力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33年，一名日本将军在其讲演中鼓吹“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
       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符合正义。一名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永富白道说，他从小受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的当然统治者；大和民族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种族；日本的使命就是要控制亚洲。当地一位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这名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天皇”。
       有比上帝还高大的天皇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采取下一步行动便是轻而易举地接受这样一种信念：战争，即使随之而来的是极端暴虐，最终不仅惠及日本，也将施恩于受害者。有些人甚至把暴行看成是日本取得胜利的必要而全能的手段，而日本的胜利有助于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个观念也反映在日本的教师和军官在无情殴打学生和士兵时，还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痛打都是对学生和部下的爱护。
       也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侵华战争时，对日本盛行的“自我狂妄”心理做了最佳总结。他在1937年去上海前对其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作战，而是怀着安抚兄弟的心情去的。”后来他在谈及入侵中国时说道：
       中日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认为，这种战斗必须看作是促使中国人进行反省的一种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仇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的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使其循规蹈矩而不得不鞭打他一顿。
       必须记取历史教训
       不管战后历史进程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将永远作为人类荣耀的一个污点而存在。但是使这一污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合适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埋葬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由于日本人无耻地抹杀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很少有人尝试根据事实与文献证实并向公众描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这场大屠杀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南京大屠杀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人类文明本身浑如薄纸。有人认为日本人是独特而邪恶的，他们是一个危险的种族，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但是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文献之后，在翻阅世界历史与各族传说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载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与其说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不如说由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有其自身弱点的文化指引下，在一个危险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把一种危险的理论强加给其人类良知与之相反的民族而造成的。南京大屠杀应该看成是有警世意义的事件——它说明人类是多么容易被鼓励把十几岁的孩子塑造成泯灭天良的高效杀人机器的。
       从南京大屠杀中应该吸取的第二个教训，就是强权在大屠杀中的作用。研究历史上各种大屠杀的人士指出，政府内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不受监督的权力才能制造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
       我们还有第三个，也许是最惨痛的教训需要吸取。这种教训，在于人们思想上可以接受种族灭绝的那种悠闲态度，在于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暴行的冷漠看客。当年，南京大屠杀曾经是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新闻，然而就在血染南京城之时，世界大多数人却在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竟然和人们近来对波黑和卢旺达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当成千上万的人令人很难相信地遭到残杀时，世人只是在看着CNN（美国全国广播电视网）新闻，袖手旁观。显然，是人性中的某种扭曲使得最难以言状的恶行瞬间也变为司空见惯的小事，只要恶行离我们远得不足以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袖手旁观。
       必须认罪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旁观者的消极态度来看待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暴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掉。如果更合理而公平地讨论这种不公正的程度，只需对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对其受害者的赔偿情况做一比较即可。虽然仅仅靠金钱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从幸存者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磨难，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至少可以说明那些造孽者都是何许人。
       德国政府至少已经支付了补偿金和战争赔款880亿德国马克，而且还要在2005年再支付200亿德国马克。如果将所有各项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最后问题特别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的战争损失的赔款，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美元几乎达600亿。日本则几乎没有为其战争罪行付出过任何赔偿。许多日本的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佯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需要赔偿甚至道歉的事。他们并强调说，他们的政府被指控所犯下许多最恶劣的罪行从未发生过，而那些证明确实发生过暴行的证据，只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蓄意打击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问题都已在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得到解决。但是仔细研究这个条约就会发现，赔偿问题的解决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留待日本的财政状况有好转后再行解决。条约的第十五章十四条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与会各方已达成共识；但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须待其经济好转能够维持并发展之后，再向各国所受的损失和痛苦进行完全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日本不但逃避了其战争赔偿责任，而且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由美国原先的敌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和竞争对手。当前亚洲人民非常关注在日本人中间军国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战时曾多年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民族的警惕。
       中国正从封闭过渡到开放，迅速地脱颖而出。其他在二战期间备受日本欺凌的亚洲各国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它们也会向日本挑战，与它争个上下高低。在未来的几年中，人们将看到针对日本战时罪行的行动正以巨大的步伐前进。
       从我开始写这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为增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涉及南京暴行及慰安妇、日本在战争受害者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的数量迅猛增长。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暴行的历史列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开发商为建立中国大屠杀博物馆的蓝图已绘制完毕。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时，美国政府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做出反应，对日本施加压力要他们正视他们以往在战时的罪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开列出一个日本战犯名单，禁止他们入境。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需要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能为其战争罪行充分地道歉。南京暴行甚至被作为一项提案，不久将递交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与人权主义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要求日本对其战时受害者正式道歉并给以赔偿。
       应取得周边国家信任
       迫使日本政府对其战时政府遗留的全部罪行的真相给以正视的运动，甚至在日本本土也赢得了支持。日本官方否认战时暴行的做法，使得那些日本公民也感到羞愧和尴尬。他们确信，如果日本希望在未来能够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日本政府就必须反思自己的过去。
       当今一代日本人，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们可以继续欺骗自己，把日本的侵略视为神圣而公正的战争，日本吃了败仗仅只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他们也可以做出另一种选择，即与他们国家遗留给他们的、令人恐惧的残暴做法一刀两段，承认事实真相：由于日本打了败仗，再也不能将其残酷的“爱”强加于人，而且做得比过去更甚；正因如此，世界才变得更美好起来。如果现代的日本人在维护真理的事业中无所作为，那就是一种冒险。历史必将使他们声名狼藉，正如他们战争年代的先辈那样自我蒙羞。
       日本不仅在法律上负有责任，而且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对浩劫中的受难者付出赔偿。更为重要的是，以大屠杀的真相去教育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日本还期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合上沾满污渍的日本历史上最为晦暗的篇章。这些本应早该做到的做法，对日本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