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一家街坊小店里，我同桌的大汉大口大口地灌着冰冻可乐，桌上一盘香辣“巴法罗”鸡翼堆得高高,不一会儿就消失了一半。
他们属于克里夫兰警察局的“街头缉毒特警队”，队长A个子最高大，副队长B短小精悍，后来我观察到他是队里的智囊，此外还有队员C、D和E。
打苍蝇的街头缉毒特警队
我是因工作关系(为一位到克里夫兰访问的台湾刑警科长做翻译)，才有机会和街头缉毒特警队一起行动。缉毒队称为“街头”，因为他们每天在街上侦缉毒品活动，相对联邦缉毒局所干的，这只是很零碎的工作。他们也感到无奈，打的只是苍蝇；打老虎不是他们的范围。
其实，打苍蝇的危险性并不下于打老虎，因为这些“苍蝇”都是追逐蝇头小利赚快钱的亡命之徒。他们也不像大老虎那么有组织和深谋远虑，街头毒贩的行为经常会失控，而且活动地区都在自己熟悉的“地盘”，所以缉毒队的危险性很高。我和台湾刑警科长随队出巡，市警察局的总队长早向我们说明危险。出发前局方要我们签署一份“生死约”，声明随队出巡是我们自愿的，出发后不能中途退出，受伤甚至死亡也不能追究克里夫兰市政府或警察局的责任。
总队长和刑警科长对女儿身的我还是有点儿担心，再三问:“你真不怕吗?真的愿意去吗?”这么罕有的机会，兴奋还来不及，于是我笑对总队长保证:“死不悔!即使您要收参加费，我也付!”笔下一挥，签了约，我们就随队出发了。
缉毒队五人身穿便装，分别开五辆不同样子的车，我和刑警科长坐在副队长B的后座。副队长一面用无线电与其他四辆车联络，一面谈笑自若地为我们介绍街景。
穿过了闹市，车子进入了一个小商业区。副队长说:“我们现在开始入区了，这是‘草区’，流通的是冰毒、迷幻药和大麻。草，就是大麻。”副队长指着街头不远处几个走动的人说，“那几个人就是看哨的，都认得我们，现在是跑去通知同党。”
我和刑警科长急忙坐正，我下意识地检查一下自己的安全带。副队长从后视镜看到就笑:“别紧张，这儿没什么，‘草’而已!”
B停了车，大队长A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在街上走着，队长轻松地解释:“这‘草区’很安全，我们随便逛逛，志在‘招摇过市’，让毒贩和居民都知道警察经常来巡，这儿并非三不管之地。”
这时，无线电响了，队长讲了两句就和副队长拔足往后街奔去。我和刑警科长赶忙追了上去，到了后街，原来C和D的车已停在路边，一个黑人青年给逮住了，双臂被C扣在背后动弹不得，呼呼在叫痛。队长喝问:“‘草’呢?”黑人说:“哪儿有‘草’?不信搜我身!”D指着旁边一间钉了木板的窗户说:“混蛋!看到我们就把‘草’从板缝塞了进去!”
原来这里有不少空置的房子，门窗即使钉上木板也被破了洞。毒贩见到警察，只要把毒品从破窗缝塞进屋内，身上就没有证据。明知毒品在屋内，警察没有搜查令就没有权进屋，到取得搜查令时毒贩早已收拾妥当了。C叹气说:“证据证据!我们捉到10个，总有5个证据不足，我们捉人，法庭放人，这就是法律!”
我们回到各自的车上，继续巡逻。
无线电有消息了。只听到副队长呼喝了一声:“坐稳!”车就突然加速，转了两个街口后，扭进了一列住宅的后巷。坐在后座的刑警科长和我虽已系了安全带，也在车内左颠右倒，耳畔是刺耳的车子急转弯、刹车和轮胎声。我和刑警科长还来不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车子已急刹下来了。张眼一望，缉毒队的五辆车已把一辆白色跑车团团围住。除了E，其余四人已拔了枪，布了阵;队长走到司机的门边，用枪指令司机下车。司机打开车门举起双手走出来，是一个20来岁的男子。副队长这时候让我和刑警科长下车。队长喝令司机面向车子，双手攀到脑后，C搜他的身，D则持枪向四周巡视。那人身上大概没有毒品，C和副队长打开跑车门搜了一会儿，取出一小包东西。队长嗅一下，笑说:“还逃得了?”他把东西放在胶袋里，副队长已经打了手提电话，C用手铐把那人的双手扣在背后，命令他趴伏在地上。不到3分钟，两辆警车来了，两名穿制服的警察到场，缉毒队长把人和物证交给警察，看着他们押了毒贩上车。
婴儿怀里的可卡因
我们继续开车，很快就到了一个住宅区。这里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副队长说:“你们绝对猜不到这是克里夫兰最活跃的可卡因贩卖区吧!这里老太婆可以是毒贩，十岁孩子也可能是毒贩。可卡因区比大麻区危险，一会儿如果有行动，你们要留在车里，我们认为安全才会叫你们下车。”
我们经过一所学校，本来在我们后面的D突然超前，在学校球场边急停下来。这时我才发觉有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孩子在骑自行车，看到我们，扔下自行车从球场的铁网破洞钻了进去，飞快地往学校跑去。副队长立刻用无线电通知其他队员往另一边阻截。我们都下了车，队长也到了。副队长说:“十二三岁的孩子运毒是最安全的，因为不会引起注意。最重要的是即使被捕也不会坐牢，大不了判进教导所!”队长戴上手套，拉起横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扭开手把末端的橡胶套，果然里面露出一包白色的东西!C和D先后回来，显然给孩子逃脱了。
我们又经过另一个住宅区，队长的车突然在前面停了，他下车和一个抱着婴儿的老妇人讲话。我们也停了车，副队长正要开门下车，队长走过来说:“他妈的，又给她逃了，地上还有白色粉屑。走吧!”副队长一面开车一面说:“这些人利用孩子和婴儿掩护贩毒，孩子这样长大还有什么希望?刚才那妇人就是毒贩，她是少量少量地卖，在家接到电话，拿一包放在婴儿怀里，刚才是在门口等客人取货。见到警察?很简单，把毒粉撒在地上，用脚蹉几下，再吐一口口水。明知是可卡因，我们也很难从地上取得足够证据。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够绝吧!”
高度危险海洛英区
车行不久，副队长很认真地说:“我们快要巡逻海洛英区了，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车子开进一个贫民区，全都是破旧的出租公寓楼，四周环境乱七八糟。破车、杂草、涂鸦随处可见，孩子在街上乱跑，商店都装了防盗窗花。副队长在一座公寓楼前停了车，他也没有下车，只用无线电和队员通消息。不久，队长和其他两位队员走进公寓楼的通道，一大群孩子跟着他们指手画脚。副队长降下车窗，孩子的喧叫声阵阵传来:“坏蛋!警察是坏蛋!你们来干什么!走!走!”
“孩子为什么围着我们大叫?通风报信呀!”副队长说。他继续监视场面，轻叹了一声:“在这些孩子的心里，警察真的是坏蛋，因为我们总是来捉他们的父母。这里没有正常人的观念，孩子长大了很可能就是罪犯的接班人。”
出生入死每一天
八小时像一晃眼就溜过了，回程时已暮色四起，车上我们谈到街头缉毒队工作的危险性，副队长说:“每天早上上班前吻别妻儿我总说:‘亲爱的，晚上见!’其实我根本不能确定那天晚上是否会再见。”落寞的神情在硬汉的脸上一瞬而过，我忽然感染了些许悲情。
“说妻子儿女亲吧，执勤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比手足兄弟还要亲，我们要配合得很好才可以互相保护。遇到危险，稍欠些默契，或其中一人稍有犹豫，就有人会送命。所以在紧急时刻，我们根本忘却自己，意识上只知拼命去保护同事，因为五条生命已经变成一条生命，分不出你我了。”
(杨晓方摘自《海外星云》2002年12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