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简介
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年到广州南风窗杂志社工作。
1997年担任总编辑，引领《南风窗》成为中国政经杂志的佼佼者。
2000年末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2002年在由湖南卫视“新青年”、新浪网、《北京青年报》联合评选的“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中，他被评为“最具责任感的新锐人物”。
“成长不可无书”
记者：你是否自幼就爱读书?学新闻专业是从小就有的愿望吗?
秦朔：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父母都爱看书，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很早就从读书中发现了乐趣。不过他们那一代人，不太希望孩子学文科，奉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中我是在河南大学附中读的，当时数学成绩非常好，父母希望我大学继续学数学。不过，他们经常拿回家的不是数学类书籍，而是《新华文摘》、《收获》、《十月》这类文学读物，我在这种氛围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人文的气质，所以还是毅然选择了文科，不过选择新闻倒有一定的偶然性。
记者：听说你大学毕业时，是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年总成绩的第一名。你是一个天赋异常的人，或者是“书呆子”一类的人?
秦朔：两者都不是吧(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很聪明的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聪明，或者说这种差别是很有限的。要比较的话，只能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用功。这个用功，主要是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人是靠信息来滋养的。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最用功的学生。我读的是新闻，有这样一个说法，叫“新闻无学”。读新闻的人不可能一味钻研课本。大学期间，呆在图书馆最多的，我算其中一个了，看的书也很杂。每次走进图书馆，面对那么多的书，我都会觉得很庄严，还有一种“以有涯对无涯”的渺小感。不过我也不是书呆子，在大学里，我属于蛮活跃的学生，我是新闻学院辩论队的成员，复旦不少辩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是经哲学社的积极分子。
记者：1990年你去了广州《南风窗》，这些年来成绩有目共睹。你觉得毕业以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得益于哪些方面?
秦朔：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广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她当时在中山医科大学读书。不过我进《南风窗》杂志很偶然。至于说到那点进步，首先我想说的是“成长不可无书”，我的成长与我一直注意知识的积累有关。刚毕业时，我一个外地人来到广州，语言不通，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女朋友又还在念书。广州是个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但好像和我没有太多关系。那两年，可以说，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中山图书馆度过。这些知识积累当时不觉得什么，它的作用却在工作中逐步显现出来。几年前台湾知识分子倡导“新读书主义”：“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倡导;还有就是心态的调整。我是一个有“归零心态”的人。我说过我从不认为自己很聪明，我常常自省，把心态归零，让自己不断重新出发。我一直把波普尔的那句话作为座右铭：“我所追求的所有知识，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像经营一个企业那样经营自我”
记者：不同的人看你，会看不同的方面。有不少的人就挺羡慕你，因为你在28岁的时候就是正处级干部，还有副高职称。因为这个自己得意过吗?
秦朔：（笑）很少，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是一个希望能独立表达的人，我对个人价值的认定不在这些方面。按孔子的说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很多人，却是吾十有五不志于学，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不顺，七十而循规蹈矩，好像是全部都颠倒了。28岁我开始重新思考“三十而立”的含义。当时窦文涛在广东电台主持“今日热线”，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自省，会发现以前很多东西没有价值。我们就想，到50岁，如果还不能独立思考问题，不能有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不能有理性和自由的思考方式，对一个文化人来讲很可悲。“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基本的事业，还有人讲是家庭，是让小孩“立”起来。我觉得“立”的概念是独立，其核心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就是要为自己的真实愿望生活，要有自己的独立想法。有了这个意识，然后去努力，就能够尽量生活得自由一点儿。现在，我的刊物在正常运转，自己还出了几本书。除了《美国秀——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边看边想》，还出了《感动中国》和《大变局》。如果说人的真正财富是他的善行，那么对一个文字工作者而言，存量丰富的、能真正对社会起到作用的作品，也勉强算是财富了。
记者：你是一个非常强调核心竞争力的人，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秦朔：应该是“差异性思维”吧。我常常会站在和一般人相反的角度看问题，或者把问题想得很糟，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想像事情是完全错误，或者是不完善的，从而去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当然，这不是故作姿态的标新立异，而是有合理性的。《南风窗》并不具有资源优势，拿不到很多第一手资料。这时候，要靠深度加工，靠观念取胜，“差异性思维”就大派用场。另外，我们把海外最新的文化从最新的角度、最新的视野介绍过来。现在社会的竞争，比的不是谁比谁聪明，而是谁比谁拥有获取更多信息及整合资源的能力，比的是眼光。每当看到一个新鲜的观点，或者脑海中闪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想法，我都会及时记录下来。还有就是要有怀疑精神，没有怀疑精神，不可能锻炼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记者：办杂志的过程中，你必然接触了大量的成功人士，个人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秦朔：我收益最大的想法是“像经营一个企业那样经营自我”。跟企业有不良资产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是不良资产。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将使你的整个生命资产受到损害。比方说我把自己身上多余的赘肉比喻为不良资产。在炎热的夏季，我下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游泳就是剥离我个人身上的不良资产。像办事拖拉、懒惰、不善于沟通等等，这些都是坏习惯，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身上，不少人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一两个坏习惯，结果影响了一生的生活质量。我所接触的成功人士，不但能够去掉不良资产，还善于汲取别人的优质资产来注入自我，充实自己。
“立乎其小，则其大者不可夺也”
记者：你从美国学习回来不久，你觉得两国的青年有何差异?
秦朔：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来说吧。每个大学校园都有海报栏，我们的学校，你贴一张海报上去，可能几分钟就会被覆盖。在美国不会这样，就是学生会的成员也不会用“学生会”的名义覆盖掉个别学生的“私有空间”(虽然这些后者远不如前者的通告对学校有用)，也不会随随便便去占据“公共空间”。他们不是想着怎么脱离规则求方便，而是想怎么在规则之内求创造。同一件事中国学生有很多想法，而美国学生只有一种想法，但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规则之外的，总想绕过它另起炉灶，是规则外的“发散思维”。美国人是只有一种想法，却往往是聚焦规则内形成的“创造思维”。
还有，我特别强调责任感。责任感不是面具，是我们的心灵。人生的责任感源自某种天性，还有受到的关于是非的教育。它经过某种环境被激发出来。被激发出来以后，我感觉它非常宝贵。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能意识到责任感的可贵。
记者：现在很多的大学邀请你去演讲，在和大学生的接触过程中，你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秦朔：我到中国的很多大学作过演讲。从大学生提的问题来看，我感到有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点，他们的优点是条件要好很多，接受信息很多，参与社会的实践机会很多。通过在这些大学的演讲，我发现现在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对进入社会的期望值过高，而且过于急迫，希望一进去就怎么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我发现现在大学生很多精神很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所以我跟他们说，在大学时代一定要注意积累。第一要积累竞争的知识，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年代，也是没有老本可吃的年代，知识的积累是不能懈怠的。第二要积累人生的信用。进入社会以后，信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信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表现为日常的信用。现在有的人把信用看得很神秘，其实它就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比如说，今天该我打水就一定要去打水，约了一点钟见面，你不能说就耽误了几分钟，无所谓。这种日常信用的累积非常重要。“立乎其大，则其小者不可夺也”。这是老子的一句名言。中国人长于宏观思维，凡事均能大处着眼，喜欢谈大原则，大思路，对于平凡小事、世俗小节这类等而下之的琐碎具体问题，很多中国人的兴趣是不大的。其实，小是很重要的，知识和信用的积累，都得从很细小的方面做起。我希望青年能注意到这点，还有，让好的书籍成为你的伙伴和朋友。
一个人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挑战和委屈，请坚信一条原则——不要在黑暗中怀疑你在光明里见到的东西：自由精神、诚信、创造力、尊重人的价值、科学的管理、坚忍不拔的意志、热爱和责任、不断地学习——所有这些元素，是你成长的根本，是通往光明的扶梯。
（肖山摘自《中国青年》200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