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点儿远，要走三十分钟才到。
入秋以后，早晚上学、回家，走在路上，冷风飕飕地直往脖子里钻。冷得牙齿直打架。同伴们个个都有围巾。家里穷，弟妹又多，但姐是老大，有优先权，所以她有一条，黄白相间的，还镶有金线，很漂亮。我没有。曾几次企图缠着母亲给我买一条，但每次都在母亲声色俱厉的呵斥下把嘴巴闭得比蚌壳还紧。
每天缩着脖子上学，缩着脖子回家，又缩着脖子去挖猪菜、挑水。看着姐戴着围巾的样子，羡慕得眼睛都快滴血了。也有几次低声下气地乞求姐给我戴一下，可是姐把她的围巾看得比命还宝贝，死活不给。一个晚上，趁着姐睡熟了，我偷偷地爬将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着姐放在枕边的围巾走到屋外，围在脖子上，硬是顶着露水转了好几圈，而且全然不觉得有一丝寒意，只感到脖子热乎乎的。
从那以后，想拥有一条围巾的欲望更强烈了。
收木薯的时节到了。木薯要削了皮才晒得干，村里一些较宽裕的人家往往花点儿钱雇我们这些孩子削木薯。削完满满的一大箩筐木薯，就得一毛钱。以往我只是帮别人削木薯赚点儿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的文具。这次我决定攒钱给自己买一条围巾。放晚自习后，我便去帮人家削木薯。一毛钱一毛钱地攒起来。一条围巾两块七毛钱，只要削够二十七箩筐木薯就可以买一条我梦寐以求的围巾了。
每天晚上，姐她们已悄然进入梦乡，而我还在别人家的煤油灯下默默地为我的围巾奋斗。指尖冻得失去了知觉也不在乎。有时候，好不容易削完一箩筐，想站起来，两条腿却软软的，好像有上千只蚂蚁在我的腿里爬窜。把所得的一毛钱谨慎地放在贴身衣袋里，然后才拖着麻木的双脚摸黑回到家，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倒头便睡。
熬了二十几个晚上。终于，我仔细地数了又数我的毛票，够二十七张了。怕母亲没收我的劳动所得，我不敢把钱交给母亲，让她帮我买，而是偷偷地交给婶婶，托婶婶赶集的时候帮我买。
那天上课的时候，平时很认真的我却一直坐立不安，心早飞出去了。一放学我便飞也似的跑回村庄，冲进婶婶家。婶婶拿出一条红白相间，镶有银线的崭新围巾交给我。捧在手里爱不释手地触摸着，我高兴得热泪盈眶。
把围巾围在脖子上，我趾高气扬地往家里走。心里一直在欢呼，我有围巾了。
还没迈进家门，一眼便望见母亲正站在门口，铁青着脸。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母亲已一巴掌挥过来，我一下子摔倒在地上，眼冒金星。接着，母亲又一把扯过我脖子上的围巾，塞到柜子里锁了起来。捂着火烧般发疼的脸，我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一气呵成的动作。委屈的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
挖完猪菜回来，天已黑下来。家里都吃过饭了，母亲没有留菜给我。含着泪，我默默地扒着白饭。这时，三妹溜进厨房告诉我，母亲放在衣袋里的两块钱不见了，又见我买了新围巾，便认定是我偷的。我听了，跑出屋外，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任委屈的泪滂沱而下。第二天放学回到家，又看到守在门口的母亲，手里拿着那条新围巾。我被骇住了，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可是母亲这次并没有举起巴掌，而是把围巾送给我。起初我不敢去接，“拿着，”母亲威严地说。我忙接过围巾。同时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为自己“辩白”。“那是我……我晚上帮人家削木薯攒的。”话一说完，我便“哇”地大哭起来。母亲没有责备我，只是看了我一眼便走进里屋去了。
原来，母亲早上起来整理床铺时发现了压在她枕头底下的那两块钱，这才想起前天洗衣服时把钱从衣袋里掏出来，顺手塞进了枕头底下。
晚上，出门贩了十几天牛的父亲提着一斤肉回来了。吃饭的时候，母亲破例地把一块肉拨进我的碗里。而我一直埋着头，慢慢地往嘴里扒饭，眼泪“吧嗒吧嗒”地滴进碗里，饭也变得咸咸的。那块肉，我碰都没碰一下。
第二天，围着那条围巾上学。第一次围时的那股兴奋劲和暖意已荡然无存，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冷冰冰的，直冻我的脖子。还没走多久，我便解下来，塞进书包里。放学回家后，我便把它压进箱子的最底层，从此，再也没有戴过。
父亲再一次回来时，带了一条花格子围巾。三妹、四妹都抢着要。可是父亲却给了正站在一旁发怔的我。三妹见了，不服气，跑过去要翻出那条围巾，我冲过去死死地抱住我的箱子，把父亲给我的那条扔给她。
小学的那段时期，我再也没有戴过围巾，即使是最冷的天，我也照样缩着脖子过来了。
如今，我有不少围巾。光是男朋友送的就有好几条，而且款式不同。我走马灯似地替换着戴。可是，对于我的第一条围巾，至今，我还有点儿耿耿于怀。一想到它，鼻子便涩涩的。一次，同母亲闲聊时，忍不住，曾轻描淡写地跟母亲提起。母亲沉默了许久，才慢慢地告诉我，她后来也为自己动怒打我而后悔不已，于是父亲再次出门时，她叮嘱父亲买一条围巾回来补偿我，但我给了三妹，说到这里，母亲的眼睛红了。我的眼睛，也热了。
（果彬摘自《青年文学》2002年第11期,魏玉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