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桌
我生于70年代中期。
小时候，我不漂亮，不过，现在说来要怪妈妈没有给我做漂亮衣服，哪个女孩子不是打扮出来的嘛!那时候我妈比我厉害，我常常极不情愿地穿哥哥剩下的衣服。
小时我很瘦，属于瘦得精灵古怪的那种，尖尖的下巴，还有一副伶牙俐齿。妈妈不是很喜欢我，爸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也看不出来他对我的喜爱程度。
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爷爷奶奶特疼我，从我开始认识人民币的时候，我就常常有少到几分多到一角的私房钱，每天都有。那时候一分钱起码可以买一个棒棒糖，一个棒棒糖我起码可以吃一个上午，下课的时候吃一点点，然后用糖纸包起来下节课间再吃。上课期间就想着抽屉里的糖，嘴里回味着，甜滋滋的。
但棒棒糖经常被同桌的女生偷去吃掉了。我读书时才6岁，身瘦力薄，同桌是一个10岁的女孩子，比我高一头，长得黑漆漆的，那时我一直怀疑她和我不是一个种族的人。她不仅偷吃我的糖果，而且还偷我的精美糖纸，我打不过她，常常委屈兮兮地哭着鼻子回家。
有一天，我叫来我读五年级的哥哥狠狠地吓唬了她一顿，我认为她被驯服了，谁知第二天我的文具盒里就出现了一只活苍蝇。她能够在厕所里逮活苍蝇这一点是大家都佩服的，结果我无条件地向她道歉，好像还写了一份保证书，意思是说以后再不回家喊大人了。我记得大多数字都是用拼音代替的，哭着写的，回家也不敢和哥哥说，因为哥哥下一学期就毕业了，再没有人保护我了。
其实她从来没有打过我，但我就是害怕她的凶悍。一个6岁孩子的恐惧和10岁孩子的凶悍，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
一直到三年级我才把她甩掉，因为她留级了。
哥 哥
哥哥大我3岁。小时候哥哥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天才，会和爷爷下象棋，会给我背“三国”里面的人物谱，会背唐诗宋词，会斜着眼睛迅速并准确无误地算出别人给他的算术题，而我总是手脚并用还要摆火柴棍子才能够差不离地算出来。
我与数学天生无缘，我的身份证信用卡号至今都不记得，我妈说还不错能够记得自己生日，但实际上我连生日也常常忘记。
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晚上会睡在院子里，但也还是热得睡不着，于是我哥哥就想出了一个妙计。他要我先给他扇10次扇子，然后他再给我扇10次。我喜滋滋地同意了，然后我哥哥又说扇10次太少，不够凉快，还是扇100次吧，我也傻呵呵地答应了。
哥哥说你先给我扇，我就站起来，很卖力地双手举着扇子一下一下地扇，扇得满头大汗。100这个数字太长了，我常常扇到一半就不记得数到哪儿了。我哥哥做事的严谨态度从那时就表现出来了，他要我从头扇。我想像着等会儿我就可以像他这样躺着享受了，所以特别有毅力地又从头开始扇。可是在我还没有扇完100次的时候，哥哥就开始梦呓了。我不敢叫醒他，怕他明天不带我玩，就只有委屈地躺下来，也很快睡着了，因为我太累了。
几乎夏天的每个晚上，我都要为哥哥先扇100次，然后孤零零地睡觉。
我一直认为，我哥哥在他的整个童年中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去想而又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摆脱我。
就说偷饼干吃吧，那会儿妈妈把饼干放在大衣橱上面，每天限量发给我们几块。哥哥想吃又够不着，于是他就很有耐心地来诱导我。
“妹妹，想吃饼干吗?就是妈妈昨天买的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他边说边咂嘴巴。
“想啊，可是要等妈妈晚上回家才能发给我们一人两块。”
“我有办法啊，我拿给你吃好不好?但晚上千万不能和妈妈说。”
又香又脆的饼干的诱惑太大了，我决定参与哥哥的计划。
很简单，就是哥哥先通过一个小凳子爬到一个大凳子上，然后站在大凳子上面就可以拿到饼干了。我的任务就是先替他扶小凳子再替他扶大凳子，然后在底下吃力地昂着脑袋看他在上面一阵狼吞虎咽之后拿着一块饼干下来奖赏给我，而我一直不清楚他在上面究竟吃了几块。哥哥说我人小，只能吃一块，我觉得不公平。
事情的最终败露就是因为我们的分赃不匀。我那时已经懂得以告诉妈妈来要挟哥哥，妈妈询问我们的时候，哥哥一脸真诚地说：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而我则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帮哥哥扶的板凳。
那次，哥哥被罚跪一小时，我是陪跪。爸爸说我是同伙。虽然是家贼，哥哥还是写了一份检讨，意思就是说自己没有树立好哥哥形象，带妹妹偷东西还撒谎。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还是做妹妹好，出事了不用我担着。
后来妈妈把饼干转移到了更高的地方，而哥哥也入学了，我常常被锁在家里，整天就摇头晃脑地在房间里转悠，东看看西摸摸，多数时间都是对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饼干吞口水。
妹 妹
小时候的我在哥哥眼里是很烦很笨很傻的，常常跟着他出门才几步路就被他甩了，然后哭哭啼啼地回家极不情愿地给妹妹摇摇篮。
我这个妹妹比我更烦更笨更傻，整天缠着要我带她玩。我不喜欢她，因为她很胖，而且特爱哭，走路又慢而且比我更会打小报告，屁大的事情都要去宣扬，害得我一点秘密都没有还常常挨训。
妹妹其实是堂妹，叔叔的女儿，独女，小我3岁，她爸妈工作忙，所以也由奶奶带着。她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天天给她摇摇篮，有一次，我摇得满头大汗她还哭得没完没了，也不知我是怎么想的，忽然就拿起她的胖手指狠狠地咬了一口。
我因此挨了婶婶一巴掌。
当然，我把这一巴掌记到了妹妹头上，以后没少报复过她。现在想来，妹妹那时候真是可怜兮兮的，穿我剩下的衣服，吃我剩下的东西，有时候剩下的都不肯给她吃。
妹妹至今都还在说起那一个桃子的故事。那次家里只有一个桃子，奶奶让我咬一口就给妹妹吃。我们是从我家一路往爷爷家里走的，我咬了一口又咬一口，每吃一口我妹妹就要在我身后蹦一下，拉着奶奶叫一声：她又咬了一口了。我重复地咬，她重复地叫，像每一口都咬在她肉上一样。奶奶跑不过我，只能说：马上到家了，到家她就会给你的，要不叫爷爷打她。
妹妹眼睛盯着我的嘴拉着奶奶一路往家跑。我算得很准，在我的脚刚迈进爷爷家门的时候，我把桃子连同核一起塞到了嘴里。妹妹彻底地失望了，瘫在门槛上哭天嚎地。
妹妹结婚那天，还在和我说这个桃子的故事。站在妹妹简朴的新房内，我忽然对妹妹有了愧疚感，从小到大，她心甘情愿地被我捉弄，帮我做事，任何时候在别人面前说起姐姐都眉飞色舞；而我对她，除了帮她写过几篇作文，没有为她做过什么。
妹妹在这个月就要做妈妈了，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仔仔细细地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要有信心有勇气。妹妹早已经长大了，比我懂事。
烦 恼
我是那种懂事比较迟的孩子，但是想像力却很丰富。
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我：我是从哪里来的?
妈妈说是从山上捡的，我就指着萝卜问：是不是这样从地下长出来的?
妈妈说不是，说是从树桠上捡的，我又指着门前柿树上的红柿子问：是不是原来就这样挂在树上的?
妈妈又说不是，说是从山溪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以后每次哥哥带我去捉山溪里的毛蟹时，我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怀疑自己就是这样投胎的，很恐惧。
我和哥哥交流过这个问题，哥哥懒得理我。我就不明白，这么重要这么奇怪的问题哥哥怎么就没有兴趣?
后来妹妹出生了，也从城里送到了乡下，我看到的是用一个小被子裹着的毛茸茸的她，但是要比螃蟹大几十倍，有点像我家粮仓里的猫猫。
后来妈妈说我原来是在她肚子里的，我吓得不轻，不知道医生是从哪里把我从妈妈肚子里拽出来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努力想像是不是就是在妈妈肚脐眼上面挖个洞，把我掏出来的。
但妈妈说我是她生出来的，至于是从哪儿生出来的，我就擅作主张认为是在拉屎的时候拉出来的，因为那儿离肚子近。
这样恍然大悟以后，我的烦恼就来了：那我岂不是从茅坑里捡出来的?每个小孩子都是先到茅坑里浸一浸才出来，那多脏啊?
我越想越烦恼，常常对着摇篮里的妹妹直嗅鼻子，看能不能闻出臭味。
想得多了，又延伸到自己的身世。我想万一是在公共厕所里，那么多人，妈妈捡错了怎么办?平时感觉妈妈都是对哥哥好些，再加上那时候听多了奶奶她们说丢孩子的事，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了，还偷偷地翻过妈妈陪嫁来的红木箱子，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就是奶奶她们说的一块玉佩或者银镯子或者一张纸条什么的，以后拿着它可以找到我的亲娘。
这件事最终因妈妈的箱子里少了10元钱而被发现，那时候10元钱是好大的数目。妈妈说我不把钱拿出来就跪着不要起来。但是我真的没拿钱。钱后来在箱子旁的缝隙里找到了，是我翻箱子时掉下去的。爸爸抱我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跪着睡着了。
后来不敢轻易翻箱倒柜了。再后来就上学了，同学们好像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慢慢地我也就淡忘了。
真正知道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还是到了初中，在生理卫生课本上读懂的。至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越长越像我爸，根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俗论，也就不怀疑了。
(马荣摘自《少年文艺》
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