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种生存》
■ 王志纲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可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最多）。
广东的老板们90%以上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或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妹姐弟众多，初中高中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是文盲。他们可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说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所以最具冒险精神和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和资本。
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和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让他们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和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和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和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这样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他们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是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今天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如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正苗红。当邓小平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改革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小红帽”或者指定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的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产权改革的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和耐性。
类似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人关心了。但不曾想，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开始聚焦。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20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子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他深知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太极拳，最后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和地利都到位后，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李东生也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不是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存量”上下功夫，难免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当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其实，王石作为一家大型的品牌上市公司董事长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营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因为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他与老东家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婆家，准备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相让给北京华润置业，条件非常优惠，但临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既是国有控股企业，他又与老东家长期关系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一点，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惨。既然王石作为老板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怎么可能发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迫使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也没有必要为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别人为暴利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俺王石犯不着，有个百分之七八的平均利率就行了。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去登山，去玩自己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别人若指责不务正业，喏，穷叫唤什么，看我企业走得顺顺当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共同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结。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
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但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或者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满肚皮的文韬武略，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说牟其中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可能并不夸张。遥想当年老牟以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中国积压的商品从刚刚崩盘的俄罗斯换回飞机时，他受到多少商人、老板、青年，以及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的眼中，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一个具有魔力的人。而他自己也是“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牟其中风头正盛，他通过人找到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在南方组织一个活动。于是，我邀请广东当时的风云人物钟华生，在广东为他们搞一个风云对话。没想到，初次见面，老牟的睥睨一切、不守常规的雄风着实就让我们吓了一跳。记得我刚宣布大会开始，还没有讲几句，老牟就抢过话头，说我先讲两句。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全是老子天下第一，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的传奇，间或夹杂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一席雄侃下来，时间没了。他兴致很高，脱口而出，今天的饭局他买单，记者们自然欢喜异常。等吃完饭，他老人家却只顾用牙签清理口腔，全然没有买单的意思，后来还是特地赶来对话、却没插得上话的钟华生掏钱结账。第二天早上，当这位替老牟买单的人在餐厅同老牟相遇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形同陌路。
刚开始，我对老牟的行为非常不解——他也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人物，怎么如此不通情理？后来我想通了。不兑现买单的承诺并不是老牟没有钱或者心疼钱，因为他眼里从来就没有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牟不是“周扒皮”、“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否则他手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从他那里占了便宜的人。他的傲慢，他的冷漠，并非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他志不在此。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他这几十年是怎么穿行在暗礁密布、险象环生的社会之中。
说起来，老牟也是开一代先风之人，要说教父，回顾中国商海江湖几十年，论衣钵传承影响之大者，至今恐难有人出其右者，如不信试举几例：当今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先生，当初毅然投诸于牟的门下，并在他手下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轰动中国一时、刚刚坠毁的中国“民间摩根”机构——“德隆号”飞船，直接是他的衣钵继承者；时下引领时尚，颇有影响的若干企业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无不受益于他《南德视界》这一中国企业第一内刊的启蒙……
这些年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结太根深蒂固。其实在他最为火爆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或机构对他一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他的首富荣誉、各种社会头衔，没有一个是由官方背景的机构认可的。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甚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辩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讲究“血统论”、“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历史异常复杂的陈永贵怎么可能经得起挖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政审。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正苗红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受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呆了近10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力量和勇气，硬是打造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终于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这些跨国的狮子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及忧患意识。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而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谐和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已经早就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他老人家还要苦苦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好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亲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创办华为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小气”？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文革”洗礼的他们，即便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走廊上，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我们担心的只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