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春风扑面，暖意融融。掌声、鲜花、闪光灯，无数人聚焦正在召开的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当“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和500万高额奖金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人为他欢呼雀跃。
我自小好奇好动任性贪玩
袁隆平祖籍江西德安县，1930年9月出生于北平。那时候，他的父亲袁兴烈是平汉铁路的一名高级职员。母亲华静，江苏扬州人，是一所教会小学的英文教师。6岁之前，他随父母先后居住过北平、天津、赣州、德安、汉口等地。他“自小好奇好动任性贪玩”，花果山水帘洞的齐天大圣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看见木匠钉钉子时常把铁钉含在嘴里，觉得样子挺好玩的，于是他也学着用嘴含一颗铁钉在船上翻筋斗，不料一骨碌他竟把那铁钉吞进了肚里。为了救治他，全家人的旅程都被打乱了。在日寇空袭之际，他曾偷偷溜出防空洞，去观看日本飞机扫射投弹，把父母急出一身冷汗……尽管父母没有少给他在后脑勺上“敲栗壳”，他却总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
1936年，6岁的袁隆平走进汉口扶轮小学开始读书。抗战第一年，8岁的袁隆平随父母从汉口逃难往湖南桃源县。一天他和四弟乘船横渡沅江，两个“旱鸭子”在船头打闹。突然四弟冷不防撞了一下袁隆平，袁隆平顿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江心。幸好一位老船工及时搭救，他才捡回一条命。一年后，袁隆平和父母又举家逃到重庆。夏日里，每天放学回家，他第一件事便是去河里苦练游泳，狗爬式，蛙泳，自由式，不到10岁他就可在龙门畅游，并且能横渡长江。
读初中时，袁隆平特别不喜欢数学。“数学里，负乘负要得正，当时对这点我不能够理解，我就问老师，负乘负为什么要得正呢?老师没讲道理，他说你记着吧。后来又学几何，直角不能三等分，老师说这是世界三大难题之一。我又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分呢，他也没讲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学没有搞头，哎呀，不学算了。那时候抗日战争嘛，条件很差，晚上自习的时候都是点桐油灯，灯光小，数学题目又难，一个晚上有的时候我连一个题目也解不出来。与我同排坐的一个同班同学，如今也是工程院院士，他数学很好，但是他不善游泳。后来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我说我教你游泳，你就帮我解数学题目，他说好。”说到这儿袁先生开心地笑了。
1947年，在一次比赛中，袁隆平一举夺得武汉市40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个项目的冠军。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袁隆平最后还是没有投身游泳事业。“1952年，我代表湖北参加西南区的游泳比赛，比赛在成都举行，由贺龙主持。成都小摊子上的小吃很多，是吧，什么龙抄手啊，什么赖汤圆啊，我都去吃，没吃正餐，结果到比赛那几天弄得肚子不行，体力不够。游100米，前50米我一直在前，到后面几十米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结果就落了个第四名。前三名可以参加全国比赛，第四名没有资格参加。铜牌都没拿到，这样我就与职业游泳运动无缘了。”如今在劳动之余，袁先生还经常到游泳池里与年轻人一比高低。
对田园风光的憧憬使他产生了长大后学农的愿望。1949年高中毕业时，他就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读书。次年11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随该院农学系并入西南农学院继续学业。
大学毕业时，袁隆平在学校鉴定的“爱好”栏上填的是“自由”，在“特长”栏上填的是“散漫”。“这两项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我生活是没有规律的。读大学时，我喜欢睡懒觉。早上，打起床钟时我不会起来。紧急集合出早操时，我这才一骨碌爬起来，一边爬一边穿衣服，被子从来不叠，下床后就赶快往操场跑。卫生检查的时候，我才急着跑回去叠被子。晚上呢，睡得很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钟以前睡过觉。自由散漫搞惯了的我，最怕开会。”
“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说：“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箍咒箍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1953年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遗传学教师。1959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紧张，袁隆平亲眼看到有人饿倒在路边、田坎、桥墩上，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一次，袁隆平在路上看到一个农民从很远的村庄换“谷种”回来，他满怀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辛辛苦苦跑那么远去换谷种?”农民回答得很干脆，他说：“种子好，就可以提高产量。”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却给了袁隆平很大的启发：肥料、劳力等其他投入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种子调一下，就能够增产。我是学农的，也是搞遗传的，我应该在改良品种上做些事。
1961年的一天，袁隆平在选种的时候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高大，穗子大，粒多。他如获至宝，认为选取了一个特别优良的品种，第二年将它种下去进行试验，他望“种”成龙心切。谁知稻种抽穗后，后代高的高，矮的矮，生长期长的长，短的短，良种优势已面目全非。失望之余，他顿生灵感:迹象表明，这优异稻株不是纯种，而是天然杂种，因为纯种是不会分离的。为什么不能搞杂交水稻呢?三十出头的袁隆平开始向传统的遗传学理论发起挑战。
“文化大革命”初期，袁隆平也受到了冲击。在夫人邓哲准备陪袁隆平进牛棚当农民的时候，没想到，国家科委写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的一份公函救了袁隆平。原来，在此之前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文章，引起了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世毅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个很有前途的科研项目，请示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后，聂帅也支持。工作组想批斗袁隆平，“新账老账一起算”，结果调查袁隆平档案时，他们翻到了这份公函。当时的怀化为黔阳地区，本来就缺少人才，地委书记孙修陶获知这一情况后，将袁隆平列为了重点保护对象。
1970年，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6年，他的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却还是没有能够获得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100%的雄性不育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一串串疑问涌上心头。他将各种杂交组合的效果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终于认识到几千个试验所用的杂交材料亲缘关系都太近。于是他对研究方案进行了调整，提出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杂交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接着，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野稗”，为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找到了突破口。尔后，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培育成功，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育成第一个具有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1976年，三系杂交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博士提出的尖锐命题。袁隆平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他决定向更高峰发起冲击。于是，他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到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参加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在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的启发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相继研究成功。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从而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多项国际大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他的眼光又瞄准了选育既高产又优质的超级杂交稻。
今天“袁隆平”涨三分，明天“袁隆平”又跌七分，这多难听
袁老师家里布置得非常简朴。邓师母说袁老师对于吃穿更是随便。他曾告诫三个儿子找对象时要注意：“专门琢磨着打扮的人，不是理想的姑娘。”袁老师的大儿子定安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种子公司工作，二儿子定江大学毕业后在珠海财政局工作。三儿子定阳研究生毕业后也在实验室里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没有一个儿子沾了父亲的光。提到亿万身价，袁先生说：“钱只要够用就行了。我的工资加上院士补助，一个月就是几千元，够了。”
1998年，国内一家资产评估机构对“袁隆平”这三个字进行无形资产评估，结论是1008亿元。2000年12月11日，我国第一家以科学家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隆平科技”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2.8元，当日上市价突破40元，拥有250万股的袁先生一天就“入账”1亿元。与此同时，他从与公司签订的有偿使用姓名权的协议中获得200万元。提到这些，袁先生十分风趣地说：“这些都是意外之财。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个搞科研的，我主要精力都放在水稻上面了。我又不懂经济，更不懂股票。开始的时候他们要用我的名字作为上市公司的名称，我是举双手反对的。今天‘袁隆平’三个字能为湖南经济做点儿贡献，又能从股份公司那里得到一些科研经费，当然是好事。”
袁先生在成名后确实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奖励与资助。他把这些资金花在了科研和人才培养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担任美国水稻技术公司的顾问，每年有8000美元的酬劳，累计资金达100万元人民币。他用这笔钱建立了一个所长基金，资助年轻的科研人员研究新课题。每年都有近10个课题获得他5万至8万元的资助，而且不限于本单位的人。福州大学的一位博士后开展多倍体水稻育种的探索性研究，但苦于经费不足，袁先生得知后，专门拨出了一笔经费，鼓励他取得成果。1995年，袁先生把李鹏总理拨给他的1000万元用来组建了现在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1998年，朱 基总理从总理基金中拨了1000万元给他。为了尽快出成果，他用这1000万元组建了全国协作组联合攻关。2000年，袁先生还把有偿转让姓名从“隆平高科”得到的200万元全部投入“袁隆平基金”，用以奖励有贡献的农业科技人才。这项奖励基金是他以前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的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设立的。
而这次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和湖南省颁发的奖金，他准备用来投资建立一个分子实验室。
音乐?摩托车?未来
2001年3月3日晚上，湖南经济电视台和湖南大剧院合作举办“小提琴国际大师吕思清音乐会”，在演奏现场我发现了袁先生，他专注的神态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袁先生一谈起音乐，他的思绪一下子就飞到了年轻时代，“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有几个相处非常好的同学，他们都喜欢拉小提琴，耳濡目染，再加上他们言传身教，慢慢地我也就拉上了。”特别是在安江农校工作的那段茫茫岁月里，面对繁星闪烁或皓月高悬的夜空，他常常会开弓深情地拉上一曲《蓝色的多瑙河》，或《梦幻曲》，或舒伯特《小夜曲》，起伏跌宕的乐声在山间随风飘荡。
“我喜欢古典音乐，中外的古典音乐我都很喜欢。”袁先生在谈到一位对世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时特别兴奋，“爱因斯坦也喜欢拉小提琴，他还加入了一个乐队，乐队去表演或是参加比赛时，他也都参加，但他总是拉走调。我比爱因斯坦的技术还要差。”在他自谦的笑谈中，让人更能感觉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纯朴可爱。
袁先生还有一个爱好——骑摩托车。田里的秧苗什么时候分蔸、扬花、结穗……这些都让他牵挂不已。至今，70多岁高龄的袁先生对“摩托”仍很钟情，常常驾着摩托车在田间穿梭。“我每天上试验田，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播种开始一直到收获为止，这是我的职业习惯。走路，我这么来一圈，大概有四公里，很不方便。这样我才选择了摩托车，哪知一骑却骑出了瘾。”十几年以来以车代步，前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功率的摩托车，他开玩笑说这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他还常常鼓励弟子们都去买摩托车。每次下乡，他和弟子一行十多人，每人骑着一辆摩托，浩浩荡荡开往试验田。
谈到未来的打算，袁隆平先生说：“在有生之年，我还有两个愿望要实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搞的超级杂交稻的研究，我是责任专家，也叫首席专家。超级稻，它有两期目标，第一期就是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大面积亩产要达到700公斤，这个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二期就是在2001年到2005年，大面积亩产要达到800公斤。我们现在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这个难度非常大，正如跳高一样，已经到了二米二、二米三了，提高一个厘米都是很难的。第二个愿望就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造福世界人民。如果说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那我可以说基本上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说，我的担子还很重。”
(孟登迎摘自《克隆成功》，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