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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在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兵力使用问题上，各位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
       毛泽东审时度势，富有创见地提出：红军不能打阵地战，不能集中作战，而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红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当怎样作战？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红军已经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而现在，只剩下了几万人，面对的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强敌，是打游击战？还是运动战？这是延安统帅部必须马上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再一次显示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审时度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军不能打阵地战，不能集中作战，而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当时，周恩来、博古已前往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8月1日，中共中央以洛甫、毛泽东的名义，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发去一封电报：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时，鉴于蒋介石已经表露出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寇拼消耗、逐步予以削弱以致消灭的企图，张闻天、毛泽东在同一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任弼时，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这样方不吃亏。
       也是在这一天，延安收到了南京方面的一封电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大计。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其中强调：抗日战争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的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发展适当使用兵力，原则上应该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电报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在上述电报中，毛泽东阐明了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独立自主，在指挥上自主使用兵力，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一个是打游击战，以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坚持抗战。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然而，如同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航船一样，当船长拨开重重迷雾指明正确的航向时，并不是所有的船员都能够理解。当毛泽东的意见传到云阳红军总部时，参加会议的众将领大惑不解：这是什么战略？
       8月4日，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动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第二天，张闻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在抗战中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只宜作侧面作战，不宜作正面作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要按照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显而易见，在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兵力使用问题上，各位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红军出兵在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定在洛川。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毛泽东住在村中的一座破庙里。会议从22日到25日进行了4天。
       在洛川会议上，毫无疑问，军事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朱德在会议上就军事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说：“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
       从运动战到游击战，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这不仅因为，红军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习惯于打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早日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如有的人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团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因而不同意打游击战，主张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和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都表示赞同，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看法不尽一致。不过，由于急于出兵，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再展开讨论。
       8月30日，毛泽东从洛川返回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改编完毕，开始陆续出兵，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对新编成的八路军来说，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开赴前线，从什么地方开进？到华北后，在什么地方展开？
       未雨绸缪。这个问题是抗战爆发以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洛川会议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作出这样的选择，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俯瞰华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南下。同时这里地形险峻而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而有利于我军开展山地游击战；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多年来一直把持山西，是有名的“土皇帝”。日军的大举进攻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而他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抵抗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借助其他势力来抵抗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如果允许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他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权衡再三，他做出一副开明的姿态，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想拉共产党和八路军作他暂时的同盟者；第三，蒋介石当时想把八路军分散配置，并指定了作战区域。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阴谋”，坚决不能同意。而把3个师都放在山西，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从洛川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派周恩来、彭德怀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当面商谈有关事宜。
       毛泽东估计到，取道山西不会有问题，因为阎锡山已经原则同意。现在的问题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摆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下棋一样，布局是否得当，对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早在8月初时，毛泽东就与张闻天在延安商议了这个问题，当时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然而此时，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沿平绥铁路西进的日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占领了晋北重镇大同；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在占领石家庄后，分兵一路沿正太铁路西进，准备会同北路日军夺取太原。八路军如果按照最初的设想展开部署，就可能陷入日军的钳形包围圈中。
       毛泽东敏锐地预见到了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提出先将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然后看情况再图发展。
       9月16日，他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指出：“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19日，毛泽东又专门致电彭德怀，提醒他说：“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在八路军刚刚出师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正确部署八路军各师的作战区域，这对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英明果断。
       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他关心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八路军将士在前方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这个问题在洛川会议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思想还不统一。
       事实上，对于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这个问题，从洛川会议到出兵华北后，认识上的分歧一直存在。一些同志从过去的经验出发，又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主张以运动战为主，甚至提出由我军单独开辟一条战线，与日军进行正规的运动战。
       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他知道，这不是其他领导人与他对立，而是对战略方针理解的不同，在历史转折关头常常是难免的。同时他也感到，自己作为军事统帅，必须把这一问题向全军解释清楚。
       9月中下旬，他一次又一次地致电前方将领，提醒他们要下最大决心实现作战方针的战略转变。
       然而，战略方针的转变和思想认识的统一，是不会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几封电报就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从平型关战斗前，毛泽东与前方将领之间的电报往来可见一斑。
       红军改编时，林彪正在抗大任校长，接到出任115师师长的命令后，立刻从延安赶往洛川。在参加完洛川会议后，他与副师长聂荣臻一起策马来到西安，从这里乘火车奔赴山西前线。
       当时在华北战场，日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9月上旬，日军攻陷大同、广灵、蔚县一线；16日，进占浑源、涞源县城；20日，又占领了与平型关近在咫尺的灵丘。
       平型关，位于山西灵丘县西乔沟一带，是山西东北部古长城的重要隘口，与雁门关同为晋北门户。一旦两关失守，日军即可长驱南下，兵临太原。形势危在旦夕！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感到，日军的大举进攻不仅严重威胁自己的统治，而且不打一仗也不好向山西父老交待。于是，他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利用长城天险，与日军展开“决战”，保卫山西腹地。
       为了配合阎锡山部防守长城防线，八路军总部命令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敌；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地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这时，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延安统帅部和115师首长的面前：如何使用兵力？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正规战？还是分散使用打游击战？
       对此，林彪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太一致。
       在9月14日115师抵达原平车站时，林彪曾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344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佯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显然，林彪是想集中兵力打大仗、打运动战。
       林彪的电报同时转给了在延安统帅部的毛泽东。
       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这个电报也同时转发给了朱德、贺龙等人。
       17日，毛泽东又给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发电，指出：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但是，接连两封电报没能说服林彪，他执意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大仗。
       18日，林彪回电毛泽东，坚持己见，提出：
       “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歼敌为主要任务。”
       “关于一方面军目前行动方针，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以同样任务靠近陈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
       “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从这些来往电报可以看出，林彪是主张将部队集中起来打仗，拿出大部甚至全部力量协同国民党军进行正规战，认为这样可以阻止日军进攻、粉碎其侵略计划；而毛泽东则认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已不可能扭转危局，而八路军的力量又太弱小，只有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制胜敌人。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毛泽东不愧为战略大家，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由于林彪等人的坚持，或许毛泽东觉得他们的意见有些道理，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两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
       在这封极为重要的电报中，毛泽东同时特别强调：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他还要求彭德怀对其他同志多做解释工作：“从远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但是，彭德怀也认为当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不好的，应当改为运动游击战。他和许多同志一样，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陷落，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而主张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前总在9月23日向115师下达了进行平型关战斗的命令。
       毛泽东虽然同意林彪他们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战略方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明确提出：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主要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同一天，林彪指挥115师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坂垣第5师团1000多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八路军首战大捷，消息立即传遍全中国、全世界，贺电、贺函像雪片似的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就连蒋介石也发来了嘉奖电：
       “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使林彪名声大震。但是，盛誉之下林彪并没有喜形于色，飘飘然，因为他有几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打日军比打国民党军困难得多。这次战斗歼敌1000余人，而自己伤亡600多人，而且许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林彪曾想抓一些俘虏带到太原去游行，而小鬼子宁可自杀也不投降，结果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在撤出战斗的路上，林彪沉思着，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以后这仗该怎么打？”
       二是没想到国民党军如此不配合。林彪在战后说：“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己订出的出击计划，他们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
       三是没想到平型关大捷难以挽救国民党军晋北防御的败局。平型关战后不久，国民党军晋北防线崩溃，日军长驱南下，太原很快沦入敌手。
       经此一战，林彪大彻大悟：依靠国民党军抗战没有前途，集中八路军主力打运动战也不行。他再一次服了毛泽东，在10月17日的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至此，林彪在思想上才真正转了一个弯，开始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并根据战争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平型关战斗前，他同意了前方提出的以一个旅集中、相机歼敌、暂不分散的意见。当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他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胜利，并根据这次战斗的经验，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25日，他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半年后，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总结10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时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则更加完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