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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
       至于哪个世界才是自己存在的目的，那就因人而定了。
       对傅雷来说，精神的独立或许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之所在。”
       1949年年底，傅雷重新回到了上海。离开上海有一年时间了，这个城市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日常生活还在按部就班地延续着往日的习惯，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如此。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其他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不同，傅雷并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多少年来远离政治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傅雷还是选择了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书斋生活，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参加任何正式工作。也就是说，在“单位”成为几乎所有城市人口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皈依的时候，傅雷依然是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不领取国家的工资。
       在北京，傅雷谢绝了吴晗的邀请；回到上海后，他同样谢绝了老朋友们希望他出来工作的建议，还是退回到了书斋。对此，傅雷的老友楼适夷曾这样说起过：
       傅雷艺术造诣是非常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极为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后曾从事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作为至交，楼适夷的话确实道出了实情。傅雷给人的印象是，他好像永远无法从艺术作品的理想世界中解脱出来。当他面对现实社会的时候，更无法用另一种目光去看待。傅雷有其传统知识分子迂腐的一面，甚至到了丝毫不通人情世故的地步，常常让人感到难以容忍，按楼适夷的话说，就是“无法与人共事”。熟悉傅雷的朋友往往都知道这一点，也都能够理解他，谅解他。但别的人就不一定了。和傅雷一起留法的好友刘抗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在沪滨缔婚后，海粟曾设席款待，我们应约赴宴。次周，傅雷亦如法炮制，适内子身染微恙，婉谢之，他认为不给面子，于是雷霆大发，把我送给他的画也除下退回，数月不相闻问。据他自己解释，这种性格应源自老母，盖他是独子，父又早故，慈母变成“严父”，管教苛甚，由此养成突破常规之癖性。
       傅雷脾气的暴躁尽人皆知，几乎所有朋友都能举出各种例子来说明他的性格和脾气。这是一种追求完美的脾气。不过，这种脾气当然也影响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影响了他最后的岁月。这里可以举几个有趣的例子。
       从巴黎留学归来，刚到上海时，傅雷经常与刘抗等人打麻将或者打桥牌消遣。这应该是纯粹的娱乐活动，傅雷却非常认真。打麻将，讲究的是看着对家、吃着上家、卡着下家，这都是常用的技巧。打牌的人都是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实情，刺探别人的真情。可是，傅雷连打麻将也非常“真诚”，绝不欺瞒别人，以致他的牌别人都能猜得一清二楚。这样当然十有九输。于是傅雷总是大发雷霆。他认为自己老是输，那就无疑意味着自己愚蠢。但他又拒绝接受那些打牌的“技巧”，依然想光明正大的赢，还总要气急败坏非赢不可，结果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
       打桥牌也是如此。别人知道他的脾气，总是不同他搭档，结果往往只有他夫人朱梅馥和他一起“派对”。好笑的是，夫人一坐到他对面就紧张，傅雷又不停地呵斥，“怎么能这样出牌！”搞得夫人更加紧张。这样打下去，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傅雷轻则扔下牌不玩了，重则把牌桌子都给掀了。可怜的妻子既要忍气吞声，又要陪笑脸给朋友道歉。渐渐地，朋友都不愿意同他打麻将、打桥牌。傅雷后来也就干脆不打了。
       傅聪还曾说过一件事。有一次傅雷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但出发前领带怎么也打不好，本来打领带对傅雷来说是很熟练的，可这天好像老天同自己作对，那个结怎么也打不正。傅雷大为光火，抄起剪刀就把那条领带剪个粉碎，聚会也不去参加了。
       其实，不少朋友还是理解、谅解、宽容甚至敬重傅雷的“真诚”，老友柯灵就这样说过：
       他尽管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与人交，如果感到气味不投，绝不稍假辞色，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旷达。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子，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直来直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
       这样一种“真诚”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结果更是可想而知。实际上，傅雷碰壁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根本无法适应正常的工作。他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书斋之中。
       楼适夷说傅雷“无法与人共事”，或许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他没有说，可能是没想到，也可能是不那么好说的缘故。傅雷之所以选择书斋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同他的艺术观念有直接原因。傅雷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就是艺术的本真之所在，而这艺术的本真之所在，正是人的精神的本真之所在。
       但傅雷绝不是那种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人。他对艺术的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在傅雷看来，这种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超越、一种抗争、一种独立。考诸傅雷的生平，我们也能很容易地发现，从傅雷开始进行翻译和艺术研究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
       在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傅雷这样写道：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在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序言中，傅雷也多次强调了这种抗争，又尤其是同自我的抗争。
       1961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傅雷也说：
       老好人往往太迁就，迁就世俗，迁就偏狭的家庭愿望，迁就自己内心中不大高明的因素；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物质的幸运也常常毁坏艺术家。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的确，中国优秀传统的人生哲学，很少西方人能接受，更不用说实践了。比如“富贵于我如浮云”在你我是一条极崇高极可羡的理想准则，但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他们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蛮劲与狂热，我个人简直觉得难以理解。也许是气质不同，并非多数中国人全是那么淡泊。我们不能把自己人太理想化。
       当众多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新政权的怀抱的时候，傅雷却有着自己另外的坚定信念。他仍然试图为艺术寻找一个不为世俗所侵染的净土，但他不知道新社会能否提供这样的一方净土；他刚直，但并不是一个无畏的战士。他能做的，只是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罢了。在大家都努力抛弃自我，融入新社会，千方百计同过去一刀两断，试图从各方面表现自己新面貌的时候，傅雷却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能够明确表示“不食周粟”的人，可能寥寥无几；但傅雷这样做了。几十年光阴远去了，每当我们这些后人念及于此，无不感慨万端。
       但傅雷坚持自我独立的态度，并非因为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或者说有敌意。其实，在从北京辗转回上海的旅途中，在回到上海以后的亲身感受中，傅雷对新政权的看法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上海的新任市长陈毅的人格魅力，让包括傅雷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欣慰、折服。陈毅上任后，在上海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不仅迅速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经济生产，而且使上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对此，傅雷是深有感触的。这个时候的傅雷，对共产党的好感已经与日俱增，但他还是愿意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意政治干扰他的艺术。
       1948年以来的漂泊，使傅雷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精神上的压力更是让傅雷常常彻夜难眠。从北京回到上海后，这根紧绷的弦突然松弛下来。于是，傅雷病倒了。
       其实，早在1947年和1948年，傅雷曾染上了肺病。在当时，肺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傅雷因此去庐山疗养了一段时间。此后不久，傅雷一家就开始了一年多的异乡漂泊生活，劳累过度。在回上海不久之后，击倒他的是再次复发了的肺病。幸运的是，此时世界医学界已经找到了治愈肺炎的方法。但毕竟常年的劳累，傅雷的身体还是非常虚弱，因此这场病持续了近一年才完全康复。
       身体恢复不久，傅雷就立刻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他的翻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到来了。这大概是共和国给他的最好礼物，是傅雷献给共和国的赠品，也很可能是晚年傅雷最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