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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过一篇著名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描述了他在俄国看到的一幅情景 ：“我在俄国所看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阴里。顺着一条羊肠小道，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冢前。它只是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
       一方普普通通的土丘，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连姓名都没有。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长眠之地。那几株挺拔的大树，是托翁小时候和哥哥亲手植下的，当时他们听保姆说，一个人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俩人就在庄园的某个地方栽下了这些树苗。晚年，托尔斯泰突然想起了这事，便嘱咐家人，希望将来能安息于那些树下。
       睹物思情，茨威格叹道：“这个比谁都受名声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姓名地被埋葬了……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任何别的东西，惟有人们的敬意……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墓的树木间飒飒作响，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成千上万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静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作纪念。”
       对有人来说，墓地就是他的一种生命体态，一副心灵表情。托翁墓便和其作品一样，为世间添设了最壮阔最优美的人文景观。这位一生都梦想做农民的人，终于有了一间朴实得可被称作“农舍”的茅舍。他睡在自己亲手种下的阴凉里。那阴凉将随着时间的飘移而愈发盛大……
       墓地——如果非要为生命留下遗址的话，那它应该是富有美感的，应充分体现“生命”特征(而非“死亡”特征)，应注重地理节约,以不破坏自然和谐与完整性为前提。如此，墓地将不失为人类生态中的一抹重要风景。
       一块好的墓地，看上去应像“家”一样，是适于生命居住的地方：干净、朴素、安谧、祥和，阳光、水分、 草木、风雨、呼吸皆充足，符合生命本身的审美设计和要求。因为，它是一个灵魂永远栖息和长眠的田园，是生者为自己保存一段情感一场怀念的地方，是人间离上帝和天堂最近的所在。因此它最神圣、最人道、最纯净……
       我一直觉得，有些特殊的生命身份，诸如“护林员”、“灯塔人”、“守墓者”，较之其他角色的人，更具宗教气质，更易养成善良、正直、诚实的品格。也只有具备该品格的人，才能与这些角色相匹配，才是称职的。他们的事业太安静了，和大自然结合得太紧密太无隙了，一个生命长期浸润在那样的环境中，和森林、草木、虫鸣、涛声、月光、海浪长期厮守，彼此偎靠，互吮互吸，其灵魂必然会兼容天地灵气与光华，大自然的种种禀性和美质便雨雾一样附着在他们身上，无形中，其生命便具备了宗教品格和童话美德……在俄罗斯、在欧洲的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里，频频闪现一些高尚而富有人格魅力的“护林员”、“守墓人” 形象，原因即在此。
       世上有些墓地，虽巍峨巨硕，如宫殿般豪华，却由于缺乏自然感和生命性，并不感人。比如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中国的秦始皇陵、明孝陵……凸起的都太夸张、太生硬，有意突出“业绩”反将生命格式化，强调权力至尊反使人格符号化，扎眼的体形，空荡荡捆着一团死气和历史瘴雾，太具表面的公共色彩和彰显意味，太具物质的膨胀力……总之，有一种疏远人世的工具味，让人觉得那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庙宇或殿堂，高高在上，流布奢华糜烂之感，虽威风凛凛，反远离了人间体息和泥土的温情，一点儿不像生命栖息的地儿。
       (张婷摘自《中国青年》2002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