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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治学思路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双重性”的反思，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在时间上，这些反思包括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反思，同时也包括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八十年代的反思。这些反思是在一些思想命题中展开的，比如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关于人性论与个人问题等等。其次，是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反思，即对体制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的双重性反思；再次是对当前思想立场的反思，钱理群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同样持一种双重性反思的立场，他既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从而试图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在现实中艰难地确定自己的思想立场。
       正因为有了这种“双重性”的反思态度，钱理群的立场是复杂而暧昧的，他对某一种思想立场并不是完全肯定的，他清楚这样单纯的立场将会造成某种遮蔽，因而他试图在两种相对立的思想立场中，或一组相对立的思想命题中，持一种既赞成又不完全赞成、或既反对又不完全反对的态度。以启蒙主义为例，钱理群既反对启蒙主义，因为他意识到了启蒙主义背后的精英意识与权力关系，同时他也反对完全“否定启蒙”，因为他认识到在当前中国的现实中，现代性启蒙的诉求仍有其合理性，因此他所选择的思想态度是：在认识到启蒙主义本身的不足并加以反思的同时，仍坚持启蒙的必要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思想态度，他的真诚使他不回避问题与自己的不足，但他同时又对不同的立场持一种反思性的态度。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
       与简单地肯定五十至七十年代激进思潮的人们相比，与仍在坚持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人们相比，钱理群的思想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与前者相比，钱理群不回避历史问题及其带来的经验教训，而与后者相比，钱理群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变化更加敏感、更有切肤之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八十年代以来，大多知识分子持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那么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中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够突破这一思想框架与个人思想局限的人，在学术界尤其是文学界是颇为少见的，钱理群能够做到这一点极为可贵，这与他的经历、性格与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钱理群的“双重性反思”，是在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内部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是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框架中加以反思的，而对于左翼思想及其提出的命题，他只是有限度地加以认同，而不是将之作为思考的起点与方法，这或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没有将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框架“相对化”，则限制了他更加开放性地将二者加以“切磋”的可能性，同时他没有在更广阔的思想视野中对这两种现代思想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复杂的态度，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也造成了他所说的“犹疑不决”，而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当前思想界与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一种思想与学术“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与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我的精神自传》视为这一“范式”的萌芽，它的成就与不足都在启发我们做更为深入的思考。
       在这本书中，钱理群的思想方法值得注意，从“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及随后的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方法：他最初提出的命题是特定时代的命题，是对“文革”的一种反思，但随着时代的转换，他反思的角度和重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一命题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及其内部的丰富性也被发现，但对于不同时代两个“极端”的反思，并未使他轻易地走向“中庸”或者黑格尔所谓的“合题”，而是将自身的矛盾、分裂之处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钱理群提出命题并进行思考的方法，是一种“心灵辩证法”，而这大体有以下几个因素或特点。
       首先，他的思想命题的提出与思考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并且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深入。但另一方面，现实永远是“漂浮的土地”，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思考与认识永无止境，并会不断摇摆、转变，但真诚的态度使他对自己思考的有限性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对内在的矛盾、变化也持一种敞开的态度，这虽然有时使他“犹豫不决”，但也让他的思考保持着一种开放性与及物性。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只要没有“僵化”或止步不前，就必然会不断地“变”，不断突破自我与时代的“框架”，在一种思想的紧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其次，钱理群的思考与个人的体验紧密相连，不仅《我的精神自传》中如此，其他学术著作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写作充满了激情，有一种切身的亲和力。但是个人体验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公共或集体经验，他所处的知识阶层、城市、大学的局限性如何能被有效地克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也是钱理群尤其注重贵州经验，以及去中小学讲鲁迅，与“民间思想者”、“青年”保持联系的一个理由，虽然这不能完全解决此问题，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可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了，这也是钱理群受到广泛尊重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经验或体验本身也不乏局限性，理论、“乌托邦”或者“客观规律”往往是超验的，或许不是某个个人所能体验或印证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对“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有一种复杂的思想态度，对个人体验的有限性与有效性也有所反思，但从总体上他更接近于顾准意义上的“经验主义”。如果我们将之历史化，可以视为一代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产物，那么新的理论与理想、新的思想方法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再次，他对问题的思考有一种开阔的历史视野，而这种历史首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而在其中，对鲁迅的思考则贯穿了他研究的始终，这既是“专业”的需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与接近。对鲁迅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深刻理解，使钱理群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都有一个思想背景，如上文所说，是在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内部展开的。在这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他对保守主义或传统文化很少展开讨论，或许对他来说这并未构成思想上的紧张或精神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钱理群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同一性”，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等级关系、专制主义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但同时对传统的精华或者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尚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有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中，钱理群并不认同于任何一方，而之所以如此，并非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使他左右为难，而是在他看来双方都是想在“体制”内争夺“中心”的话语权，而他则更认同于边缘、民间的位置。不过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他的想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在学界的影响力使他“边缘化”的愿望只能是一种“想象”，或者我们只有以一种更加复杂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方式才能理解这一意义上的体制与“民间”，另一方面，如果仅就客观的立场而言，他在这一论争中虽然有内在的复杂性与思想的转变，却也是清晰可辨的。
       最后，钱理群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如果说《我的精神自传》的上半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是作者对不同思想命题的思考，那么在下半部分“我的精神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我意识”的不同侧面：历史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困守者。如果说其中也不乏对同代人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一般概括，但这首先是作者自我认识、自我定位或自我期许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对某种精神状态或精神气质的描述，或者是对某种身份、位置或立场的认同，其中不无交叉与矛盾，却共时性地展示了自我的“丰富性”。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钱理群对自我（也包括同代人与“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意识，在思想追求上却有着更多英雄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色彩，这虽然被他的自我反思、“犹豫不决”部分消解，但却愈加呈现出一种悲壮的色彩，而这又与他积极、乐观、充满激情的性格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
       如果从文艺思潮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特点是将反思五十至七十年代与反思八十年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个人的经历与思想发展为线索，展开了对自我和时代的双重反思，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人的反思，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不少知识分子关于“反右”、“文革”时期的各种回忆文章等，但大多只是从个人遭际的角度展示“伤痕”，而未能从整体上对这一时代做出更加深入的反思，没有涉及钱理群谈到的诸如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关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因而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这一时代的真正得失，而只能是情绪性的或对新时期“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应。关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近年也出现了不少书籍与回忆文章，但大多只是怀旧与“自恋”，而缺少真正的研究与反思，尤其缺少对现实中社会与精神问题的重新发现，从而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两个“三十年”。
       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是直面现实与历史的，他的回顾不是为了塑造自我的形象，不是作为“胜利者”讲述个人的光辉岁月，而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反思自我与时代可能存在的不足，将以前被遮蔽、被压抑的思想重新加以阐释，作者不惮于展示个人的尴尬、矛盾与困顿、挣扎，显示了一种可贵的真诚与学术勇气。如果我们注意作者对“五十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描述，可以发现他与一般人将前者妖魔化、将后者神圣化的理解大不相同。而这同样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如果说在“新世纪”以前，钱理群的言说更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那么在新世纪以后，对现实问题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使他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思路有一个批评性的反观，而对五十至七十年代则有一个新的认识，可以说这构成了他反思的基本动力之一。可以说，新世纪以来重提“社会主义文学遗产”构成了他思想上的一条脉络，但重提并不是简单的认同，而是重新思考、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这种真诚的反思不仅丰富了钱理群的精神世界，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可以将《我的精神自传》与洪子诚、谢冕等人的《回顾一次写作》做一下比较。《回顾一次写作》将五十年代写作的“新诗发展概况”和这些作者八十年代以来的回顾与反思并置在一起，让我们在新世纪重新反思五十年代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八十年代的“新的美学原则”，重新反思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文学生态与文学机制。它所达到的效果，不是让我们简单地认同哪一种“美学原则”和文学机制，而是将之“相对化”，将之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从而在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给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启迪。
       如果说《回顾一次写作》的特点在于将不同环境的“并置”，在于围绕一个事件不同回忆的交织，那么《我的精神自传》则不是“并置”，而是为我们打开了思想发展与转变的内在皱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作者的精神逻辑，它反思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生”，反思的方式也不是与不同回忆的“对话”，而是一个人的“独语”。但在大的方面，《我的精神自传》，可以说与《回顾一次写作》、与反思五十至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著作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这两本书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同样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六十年文学与历史发展的两个极端，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置身其中的感受与思考，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这两本书可以说代表了人文知识分子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而将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从他们的反思中获益。
       最后我想谈一谈师生关系，在《回顾一次写作》中，作者们回忆了他们五十年代对林庚、王瑶先生的批判，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则提及了王瑶先生八十年代在精神与学术上对他的巨大影响。在我看来，五十年代的“大批判”虽然过火（不少作者为此而忏悔），但对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对于“小人物”的成长、对于他们的“独立”与创新也不无益处，八十年代的“尊师重道”虽然更符合传统伦理，但也可能隐含了一种等级关系和“为尊者讳”的倾向。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一倾向尚不明显，那么在今天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学术权威”对“小人物”的巨大压迫感，在大学里讲究师承（你的老师是谁，老师的老师又是谁）所带来的等级关系与依附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钱文忠给季羡林“磕头”，这样一种权威崇拜没有发生在其他社会领域，而发生在大学里是耐人寻味的，或许可以视为大学（北大）从“新文化运动中心”到“保守主义中心”的一种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更加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相信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遗产都可以给我们启发，而本文的写作也可以视为这样的一种尝试。
       (《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八年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