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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纪的开端，大陆两位重量级作家，李锐与莫言，不约而同地将创作目光投向上个世纪的开端。莫言的《檀香刑》写庚子事变山东地方一场民乱，李锐的《银城故事》则处理辛亥革命前夕，发生在四川的革命风潮。自新时期以来，大陆小说家重写历史的努力已经所在多有，但多半围绕共和国或民国时期打转。莫言与李锐的新作回到世纪彼端，那“现代”行将展开之时，探本溯源的用心，不言可喻。然而他们对现代如何展开的解释，是如此异于制式说法，以致搅扰了现代成为历史的脉络。
       本文先谈李锐。李锐祖籍四川，长于北京，文化大革命时期赴山西插队，之后长留斯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锐凭“吕梁山系列”小说崛起。这些小说以黄土高原边上的山乡生活为背景，写尽他当年的所见所闻。山区民生艰苦，山色苍莽荒凉，年年岁岁，仿佛地老天荒，直到永远。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与坚韧，因此凸显出来。与彼时盛行的寻根写作不同，李锐下笔不以夸张地方色彩、乡土人事为能事。他更有意从其中反思历史律动、文明兴颓的意义。“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陈子昂的诗句总是回荡在他的字里行间，不是偶然。
       李锐作品量少而质精，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不过有《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数册。但每一本都能表现作家深思熟虑的成果。大体而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延续李锐“吕梁山”系列的观照，写人与土地、与自然的无穷抗争，残酷荒谬，却兀自有一种尊严令人低回不已。另一方面，《旧址》将焦点拉回李锐的祖籍（四川自贡）所在，借一个大家族的溃败，叩问人创造──或苟存于──历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两类主题当然是一体之二面。以李锐的创作现况来看，后者依然有相当发展的空间。
       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李锐推出了《银城故事》。这本小说上承《旧址》的银城场景，讲述城内另一个大家族的离奇故事。时间是大清宣统二年，革命号召风起云涌，帝国的命运危在旦夕。银城繁盛的盐业表面一如既往，但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有四股势力相互纠缠运作：蓄势待发的革命分子、困兽犹斗的地方官吏、精明算计的盐商家族、还有奉农民起义为名的乌合之众。按照俗套的“革命历史”小说公式，这些势力大可以各就各位，演出一场除旧布新的好戏。但是李锐反其道而行。故事里的革命分子有的懵懂躁进，有的优柔寡断；处于劣势的地方官吏却能将计就计，反将一军。老谋深算的盐商机关算尽，反而满盘皆输；呼啸起义的农民虽然一败涂地，却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成为革命者最后的克星。
       该发生的并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倒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段革命历史？在不算长（十三万字）的篇幅里，李锐其实处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每段情节有如连环套般交相缠绕，活扣最后打出死结。在此之上，李锐却有意急笔缓写，穿插不少闲景，拉天车的水牛，牛粪烧出的炊烟，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满山摇曳的竹林，汩汩流过银城的银溪……不一而足。李锐的小说一向严谨工整，《银城故事》尤其如此──甚至可能留下了太多刻意求工的痕迹，以致显得不够“自然”。但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所在。何以一个经营得如此面面俱到的文本，处理的却是一个关于“始料未及”的故事？如果李锐希望借小说看历史，那么它的叙事方式又显示了什么样的历史情境？
       一切都从一场来得不是时候的爆炸开始。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分子，阴错阳差地点燃了炸药引信，炸死了知府大人，也打乱了起义计划。原来坐等告老还乡的巡防营统领不得不披挂上阵，捉拿叛党。与此同时，前来增防的新军又因为路上农民造反，耽误了行程。
       爆炸：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将所有的理想与激情，欲望与怨怼抛到一起。在一片血肉模糊、断瓦残壁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被逼得提前摊牌。但摊什么牌呢？革命者的天真与张皇突然抵消了原有的壮志豪情，而反革命者再怎么逞一时的高明，也难免大势已去的感伤。即使如此，血腥的代价还是得偿付。爆炸炸出来的是错乱的时序，混沌的动机，残酷的杀戮奇观。而这却将要被当作是国民革命的开端，现代历史的前奏。
       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李锐已经借此点出他的史观。革命与启蒙是中国现代化论述的两大支柱。小说中的进步青年满腔热情，誓以流血行动和思想改造重铸中国。然而他们事与愿违，终于玉石俱焚。李锐一仍他前此作品的批判精神，质疑革命与启蒙的必然合理性；他回到辛亥革命前夕，现代中国起源的“旧址”，从根刨出革命与启蒙的非理性层面。
       但我更有兴趣的是，这样的史观如何左右李锐的叙事方法。归根究柢，《银城故事》讲的是个有关时间与时机的故事。在号称改天换地的时代缝隙里，李锐看到了太多不由己意的误会，无可奈何的妥协。这里有错失良机的遗憾，也有时不我与的叹息。别的不说，一个有关清末的革命故事，却用了唐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诗作为各章标题，已经耐人寻味。当事件结束时，无论是胜利者或失败者，都一起陷入情何以堪的忧郁茫然中。时间错置，历史位移。作为叙述者，李锐要如何强作解人？
       这引导我们重思《银城故事》的叙事结构。如前所述，现代小说一向是被视为革命和启蒙的载体。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象征活动，小说所要反映或改造的现实，所投射的有机、前进的时间向度，俨然与家国想像的“大叙事”若合符节。相对于此，则《银城故事》的叙事形式与内容显现了一种反差：它在技术层面操作的精准与它所要讲述的历史混乱形成诡异的辩证。
       小说有个相当机巧的架构。盐商的留洋子弟竟是革命党人，清廷新军的指挥原来与农民的头头有至亲关系，巡防营统领要刀下留人，留的却是意外之人。种种线索，牵一发动全身，不由读者不仔细回想这些到底是意外还是巧合，是偶然还是必然？就此，我们可以说《银城故事》已经饶有古典话本小说的趣味，讲命中注定，讲人算不如天算。 另一方面，李锐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如此玩忽多变，也似乎可以附会后现代叙述的游戏笔法。
       但从李锐的创作风格而言，我认为他锻炼文字、宣示自我的决心，毋宁更趋近于一个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如小说扉页所言，“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银城故事》是李锐一个人的历史，而银城正是他用文字构筑的历史现场。
       吊诡的是，李锐如此细心书写个人历史，却写出了历史不可解、不可为的结论。这是《银城故事》的症结了。小说虽然丰富紧凑，却完全不能指向明确的意义终点。叙事逻辑与历史事件间的张力一触即发。我甚至要说，《银城故事》虽然以一场爆炸开始，但小说真正的威胁，却是一场“内爆”（implosion）：动机与结果，形式与内容，事件与人物，看着合情合理，内里的有机关系却早已四散崩裂，或更可怕的，从头就被掏空。
       由这一内爆所显露的叙事／历史的空虚与空洞，以及因之而生的忧伤、无能为力之感，应是李锐最终要面对的挑战。就此不少当代作家都曾写下他们的心得，而我以为《银城故事》之后，李锐也大可以继续琢磨。在描写革命分子的理想与个人存在处境的两难上，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那本以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为背景的《人间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1933），仍然值得借镜。而以貌似传统的笔法写不传统的题材，李锐其实前有来者。台湾王文兴的《龙天楼》、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都是在精致的文字包装下，“内藏祸心”。而这一脉作者很可以上溯到张爱玲。
       状写历史的忧郁而逼向叙事的内爆。海峡两岸的小说界像李锐那样，有绝佳的叙事基本功夫，而又愿意严肃思考小说与历史关系的作家，真是不多见了。《银城故事》如果可观，在于显现李锐对小说叙事能量的释出以及其有效性的批判，仍在持续地反省与试验。对关心中文小说动向的读者，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作品。
       （《银城故事》，李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年五月第一版，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