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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生活中也有浪漫，寻是一种使爱情充满活力的感觉和味道……
       1998年正月，我带着满腔豪情，带着挣钱送弟弟上大学的誓言，离开家乡湖北省黄梅县，只身前往深圳打工。
       直到走下火车，走出深圳火车站，看着茫茫人海，我才犯了迷糊：我该往哪里去?
       突然，我的目光被举在攒动的人头上的一块纸板吸引了，只见纸板上写着几个大字：“接湖北黄梅县的王俊。”我不敢相信这是接我，因为在深圳我并没有熟人，而且我也没跟谁打招呼说我要来深圳。
       举着纸板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我不认识他，所以我坚信这是一种巧合，上前的脚步便也有些迟疑。
       这时，小伙子一眼望见了我，兴奋地叫起来：“王俊，王俊，我在这!”我满怀狐疑地走过去，问他：“你认识我?”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你不认识我?我是邓卫呀，是你邻村的，读初中的时候，我还跟你是同学呢，不过，比你高一届。”见我仍是一脸茫然的表情，他便笑了，笑得有些尴尬，他的牙齿在黝黑的脸的映衬下白得晃眼，“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家，听说你今天要来深圳。我担心你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所以就来接你。”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对邓卫充满了感激。
       我跟着邓卫来到他栖身的位于深圳上梅林的工棚，他告诉我，在我找到工作以前，可以住在这里。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就住这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地面肮脏潮湿，用来当床板的木板布满了水泥浆，虽然离夏天还远，工棚里却到处是花脚蚊子在轰鸣着游弋巡航。而且最要命的是，三十多个男性泥水匠混居一棚，我一个姑娘家怎么能住这样的地方?我一个劲地摇头，我不干！
       邓卫苦笑着，说：“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有这样的地方住就不错了，不然，只有露宿街头了。”他向工头请了半天假，找来一些浇灌水泥用的模具，将上面的木板拆下来，用水一遍又一遍地洗，’直到洗得上面再没有水泥浆了，他便用这些木板在工棚的一角钉成—个封闭的单间，再将我的被子行李搬进去，这俨然就是一刊、房间了。有了这刊、房间，我住在工棚里，便消除了我与那么多大男人混居一棚的尴尬。
       邓卫从中午一直干到晚上8点钟，才将我那个小房间盖好。我帮不上忙，便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忙碌。看着他一头汗水地为我忙着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着阵阵的感动。晚上，我买了一瓶可乐给他，以示答谢。他接过可乐，却一脸的不高兴，责怪我说：“你怎么能乱用钱呢?你还没有找到工作，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没挣到钱却花起了钱，看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问清楚我那瓶可乐是在工棚外面的小店里买的，便提着那瓶可乐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手里的可乐已经变成了一瓶辣椒酱。他把那瓶辣椒酱放进属于我的小木屋里，说：“这东西你今后会用得上。”我在邓卫为我营造的小木屋里住了五天，五天后，我在南头工业区的一家假发厂找到了工作。
       我在假发厂从事的是整理毛发的工作，月薪600元。工作不算很累，但工作时间却很长，每晚都得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最要命的是，工厂里的伙食叫人难以下咽。我们湖北人爱吃辣，而工厂里所有的莱都十分清淡，从不放一点儿辣，似乎连盐都极少放。第一餐在工厂的食堂里吃饭，看着那些清淡的菜肴，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这时才想起邓卫从小店里换回的那瓶辣椒酱来，我记得离开邓卫他们工棚的时候，那瓶辣椒酱被我放置一边，没有带来，我现在才深深地后悔起来。
       晚上回到宿舍，整理行李的时候，我竟发现，那瓶辣椒酱仍静静地躺在我的包里。我明明记得离开工棚时我没有带这瓶辣椒酱，可见是邓卫后来又放进了我的包内，这一刻，我体会到了邓卫的心细，我如获至宝，捧着它激动得莫名所以，
       以后的日子，那瓶辣椒酱成为我吃饭的时候随身携带的物品。有它调和在莱里，我觉得莱也有味了，饭也香了。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星期后，那瓶辣椒酱就只剩下了一个空瓶子。我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到附近的几家店里买辣椒酱，但都没有买到。一个小店的店主告诉我，南头这地方没有辣椒酱卖，要想买到这东西，只有到建筑民工聚集的地方去买，可我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我哪有时间出去，我深切想念起邓卫来，想念起邓卫他们工棚旁的小店卖的辣椒酱。要是邓卫能来看我，能为我带来一瓶辣椒酱，那该多好啊!我常常这样想。但邓卫不可能来看我，我们只是普通的老乡，他凭什么这样关心我，每每想到这一层，我就多多少少有些失望。
       日子就在这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过去，一连半个月，我吃不下饭。人，渐渐消瘦了。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当我下班回到宿舍，竟然看到邓卫站在我的宿舍门口等我。我当时激动不已，我也不知道是看到邓卫他人而激动，还是由邓卫看到了辣椒酱的希望而激动，我高喊着邓卫的名字奔了上去。邓卫显然没有意料到会受到我如此热烈的接待，他显得有点受宠若惊，手足无措。
       等到他看清我消瘦的容颜时，他又吓了一大跳，忙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瘦成这样。我看到他眼里有一种心痛的成分，我被这种成分弄得心里酸酸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丁出来。我告诉他，辣椒酱屹完了，没有辣椒酱，我吃不下饭。“这里没有卖的吗?”他急急地问我。我说没有。他便在自己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一掌，说：“该死!这我倒没有想到。”说完，转身就走。
       当天晚上，邓卫就送来了两瓶辣椒酱。等他再次离去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想到他为我来回奔波，而明天他仍有超强度的泥工活要做，他的行为就让我阵阵感动。
       以后，邓卫每隔十来天，就送来两瓶辣椒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一年。我的室友都认识了邓卫，大家都将他当成了我的男朋友。
       邓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辣椒酱给我，但，每一次送辣椒酱来他除了问候一下我过得好不好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他是这么实在的一个人，没有浪漫情调，没有甜言蜜语。他不会请我月下散步，不会为我买玫瑰花。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是与爱情无关的关爱。所以这一年之中，我一直在徘徊，我是将他当做我的哥哥，还是当做我的恋人，这两种关系，我无法抉择。直到有一天
       那是1999年5月25日，那一天是我22岁的生日。
       晚上11点，我们加完夜班回来，回到宿舍，室友们便忙着为我庆祝生日。她们见邓卫没来，便不服气起来，嚷嚷着说邓卫没心没肺，女朋友过生日居然不来庆贺。我告诉她们，邓卫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从来没有将生日告诉他。室友们就数落起我的不是来，敦促我打电话告诉邓卫。
       邓卫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我只得打电话到他工棚旁边的小店，请店老板叫邓卫来接电话。邓卫一听说今天是我生日，很激动，忙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我和室友们便等着。可是，我们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半，还是没有看到邓卫的人影。室友们等不住了，—大家第二天还要上班呢。所以大家草草吃了一点蛋糕便睡了，我气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决定从此再不理他。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生着闷气，宿舍的门口却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我打开门，顿时愣住了，只见邓卫衣衫不整、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他的手里，捧着一枝鲜红鲜红的玫瑰。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不知道是欣喜呢还是责怪，脱口问他。
       他喘息着，说：“从上梅林到南头，末班车是晚上11点。我没能赶上末班车，又没有钱打的，所以，我，我，我是步行来的。”
       我怔住了。他为了赶来庆祝我的生日，居然步行了三个多小时?这是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情感在支配着他呀?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我问他：“去年你第一次送辣椒酱来，不也是夜里12点才从我这里回去吗?那时怎么有车?”“没有。”他轻描淡写地笑一笑，“那次也是走回去的。我怕你担心，怕你责怪我小气不打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我再也忍不住，一下扑进了他的怀里，我用我的小拳头死劲地擂他的胸膛：“邓卫，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好?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好?怎么能?怎么能?”
       邓卫紧紧地揽着我。过了许久，他轻轻地用衣袖为我拭于了眼泪，说：“今天是你生日，该高兴才对。别哭。”他将那枝玫瑰举到我的面前，惭愧地说：“你过生日，我本来打算送你两样礼物——一枝玫瑰，一瓶辣椒酱。可是，我走到亿利达大厦那里时，被一辆摩托车蹭了一下，摔了一跤，那瓶辣椒酱摔破了。只，只剩下，这枝玫瑰了。”
       我搂着他又哭又笑，那一刻，我的心里如明镜一般明亮：邓卫他并不是不懂浪漫，他对我的爱其实已经浪漫得无以复加。只要是真爱，哪怕是吃一口辣椒酱，看一眼他关爱的眼神，也是世上最浪漫的事情。我过去真傻，守着这么一份浪漫的爱情却不自知。
       当我捧着那枝玫瑰，将它放到鼻子前去嗅的时候，我连打了两个喷嚏，原来，玫瑰上面已经沾满了辣椒酱。我幸福地笑起来，说：“咱家乡有句老话：当你打喷嚏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想你。你送我这枝带辣椒酱的玫瑰，是不是要我天天想你?”邓卫憨憨地笑了，轻声说：“是我天天想你。”
       如今，我已与邓卫结了婚，他仍在深圳做泥水匠，我则在家里料理家务。
       那枝带辣味的玫瑰如今已经干枯得如植物标本，但我仍将它摆在我们的结婚照下面。我们虽然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在分离的日子中度过的，但是，我们的心一刻也没有分开，每当我看着那枝玫瑰，嗅着玫瑰上已经淡得若有若无的辣味，我就知道，邓卫，他仍在想着我。
       (田晴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01年12月下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