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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只老旧的藤椅里看夜的黑一点点洇透所有风能走过的地方，阳台上千净得只剩下自己，没有视线和视野。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穿过八年的时光直接来到我的跟前，就像经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乍然的光一下子射到胸口时，那种恍惚和失真让我的眼睛忍不住就湿了。我固执地想弄明白：这个声音来自哪里?来自哪里呀?“那能党心讷，撒瓤憨姆咪嗒；那能党心讷，安黑劳撒摸林咪嗒!”
       听到了这声音，我就回到了从前。
       朴硕站在很远的地方朝我喊：“雪儿，快来呀，这里有一大片苦菜花儿呢!”我就跑过去，一朵朵摘下来。那时候我奶奶得了粗脖根儿病，而二尺长的大烟袋从未离过身的奶奶一下子不能遵照医生的意思戒烟，她就想了一个既能品到烟味儿又不致让烟吸进肺里太多的主意：放一小半烟，再放一大半晾干的苦菜花儿。
       朴硕被我从他姑姑家叫出来，跟我、蚂蚱、铁根儿一起去河滩采苦菜花儿。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朴硕。我说的最后是指采满小篓后再把它放在朝阳的沙地上晒干，刚好能盛满那只小铝饭盒的话，就算完成任务。这样子需要半晌的时间。除了朴硕，他们都半路到苇荡子里去找野鸭蛋去了。
       我觉得朴硕很够意思，我就说：“朴硕，其实你长得挺带劲(好看)的。”朴硕的脸就“刷”地红了。我总说，他就总脸红。
       那年他十三，我九岁。十三岁的男孩已是少年，知道被女孩子这么说是挺难为情的事儿，他一边脸红一边装作生气地“怪”我：“雪儿，小毛丫头懂啥好不好看!”然后把盒子扣严实，牵着我的手回家。说真的，依我当时的小，真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真的好看，只是常听大人说：“朴硕这孩子，唉，挺聪明的，可惜眼太小嘴太大肉皮子黑。太难看了点儿!”可是每当他帮我采够了能让奶奶吸上一星期的苦菜花以后，我就觉得朴硕挺带劲的呢!
       直采到太阳不够烈的秋天，朴硕又陪我在我家的铝锅盖上为奶奶烤干那些苦菜花儿，那个季节苦菜花儿已经很难采到了，大多已结了子儿。朴硕就带我满滩遍地找那些晚熟的苦菜花儿，整个一个星期天几乎全搭上了。
       冬天，奶奶去世了。朴硕一直跟在我后面，每当我学着姑姑们的样子哭了几声以后就“晕倒”时，朴硕就在后面扶住我。奶奶下葬以后，我解了孝带就奔到他的跟前说：“硕哥，我没哭成那样儿。这下我过年不用去采花儿了。”朴硕睁大了小眼睛看我，好半天才轻轻地说：“雪儿，你会想念奶奶的，真的，”他居然哭了，“就像我妈死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死，可是才两天，我就想她了。”他这么一说，不知怎的，我真的想哭了。朴硕抱着我，两人一起哭，大人都在那里奇怪。
       后来朴硕读了初中，再后来他读高中的时候我读初中，那时候我们见面已不太多，他是个真正的青年了，很有些瞧不起我这个小丫头的意思。每次见了面之后他就指着我乱七八糟的作业本说：“狗字儿!”我就骂他，撵他，他就做作地一甩头，背着手走掉。他一走，我就更生气了，生气的结果是，撕掉那张被他视为“狗字儿”的作业纸，重新工工整整地写一遍。过一会儿他又踅回来，看看，又说：“狗字儿！”我又去撕，他就捂住不让，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玩意儿，玻璃球、香味圆珠笔或者别的什么。我就说：“朴硕，其实你挺带劲的。”他不信我了，嘴角一咧：“吃下天的嘴!”我说：“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他索性不再理我，认真地检查我的作业和笔记。
       像所有青梅竹马的男孩女孩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难得见一次面的我们不再笑骂对方，不再叽里呱啦连一棵小草都可作为一个庞大的话题。这样拘谨的情形一直到他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又留在那里。他问我：“雪儿，我留在大连吗?”我说：“当然，难道学海运的回这没海的地方种包米?”我大大咧咧地说。朴硕把他已长到一米七八的大个子转了一圈儿，又问我：“你毕业后准备去哪儿?”我一下子没了劲：“学中文的能去哪儿，难道能跟海豚说话?!”他忽然就变沉默了。他一眼不眨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老大不自在，便故意打击他：“你的眼睛倒是长大了不少啊!”他一怔，忙尴尬地笑笑，看看我的书，然后告辞。
       那时我刚刚开始一场恋爱，那个“王子”有一双大眼睛和希腊式的鼻子，是个十分浪漫的人。“王子”家就在大连，而我若想毕业后分去大连不亚于天方夜谭。所以一提大连这个地名，我便无名火起。
       朴硕要去大连报到了。报到前一天，他赶到沈阳。在我的校门口，朴硕对我说：“雪儿，我要走了。”我说：“啊。”朴硕又说：“雪儿，我要走了。”我有些不耐烦：“我知道了。祝你一切顺利，早日成功。”他沉默了一阵，突然问：“雪儿，你谈恋爱了是吗?”我抬头看他，他把眼光转向校牌。我说：“是的。”“那么，硕哥祝福你。”他伸出骨节粗大的手，我眼前突然闪过小时候他握满苦菜花儿的两手沾满沙泥的样子，我也真挚地伸出手，说：“工作了，可以谈女朋友了，替我找个好嫂子啊。”他苦笑着摇摇头：“我这么丑，谁要我呀。”我动情地说：“硕哥，其实，你挺带劲的。”朴硕的脸又“刷”地红了，转身大步走开。
       我站在那里，看他每走几步就把手放在脸部一下。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他在擦泪。也是在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背上的显得非常沉重的包裹里装的是我这几年来写给他的所有的信件。那些信件由初中、高中时的稠密到大学后的稀少，确切地说是谈恋爱以后，我对朴硕只剩下了礼貌。
       然而两年后，我的“王子”另有所爱，他那么残忍地把他的新欢带到我的跟前，平淡地说：“雪儿，我觉得我更爱她一些。”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是临近毕业分配的日子，大家都已不再伏案苦读，甚至休课时间也少见人影儿了，都在忙着找出路。只有我不忙，因为我只有一条路走，回家乡县城当老师。我站在操场上，稀稀拉拉的校友从眼前和身后匆匆走过，他们“匆匆”的姿势使我越发孤独起来。连着三天，我在那个被人“甩”掉的时辰站在操场上，没有一滴泪地站着。
       朴硕就这时来到我的面前，在我整个心灵都脆弱得无法再支撑的时候，朴硕的出现像奇迹。“怎么了雪儿?”像小时候采苦菜花儿我被沙地上乱跑的马蛇子吓哭了，他从那边跑来急急询问的时候一样，朴硕急急地问我，认真地看我。我说不出。朴硕咬碎手中的杨树叶儿，说：“我想，我知道了。”那么轻的几个字，里面却包含了无限的理解、体谅和关怀。我终于哭了。
       我回了县城。朴硕赶回来为我搭床、放书柜。然后朴硕对我说：“那能党心讷，撒瓤憨姆咪嗒，那能党心讷，安黑劳撒摸林咪嗒!”我知道他在说朝鲜族话，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都是用汉语交谈，他在那位汉族姑夫教授下汉语说得跟汉族人一样纯熟。
       他说：“雪儿，这么一件郑重的事儿，我必须用我的母语说，用我的母语表达。那能党心讷，撒瓤憨姆咪嗒，那能党心讷，安黑劳撒摸林咪嗒：我爱你，我要娶你做妻子。”我一下子愣了。短暂的愣怔之后，我不无伤感地说：“硕哥，我……不大可能。”
       朴硕低下头，好久，他笑笑：“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唱歌我爱笑……”我下意识地接一句。“给我等你的权利吧。”朴硕轻轻说。那时候树叶在憔悴里飞翔着，是四季里最后的凄美。我在想：朴硕，别说我不明白，别说我不爱，至少不能让你做我失去爱情后的退路啊，那是对你最大的不尊重。
       我焦躁地进行着第二场恋爱，我已不再相信爱情的奇迹会再次出现，对物质的追求甚于对情感的向往，和男友之间充满着明明暗暗的算计。这种算计直到结婚八年后的今天才结账。而朴硕呢，朴硕早已跨过鸭绿江在韩国扎根七年了，他在韩国打工多年的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家业，在我这里他也已失去留下来的理由，所以他走了。
       朴硕在韩国结了婚生了孩子。朴硕像那些肯于负责的男人一样藏起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藏起了我们之间那份纯美的爱。我们不再联络。但是我常会在苦菜花儿开得最盛的季节打开那个盒子，盒子里散发出旧日书信温暖而伤感的气息。而在这只剩下我自己的深夜，我想念着朴硕，没有企图，也没有太多的痛，我感怀当初的纯美，也原谅自己因保护这份纯美而有意制造的错失，只是想跟夜说：“爱你所爱，是最大的尊重，不要让羞于承认把爱变成往事。”
       但这话，已不必让朴硕听到了。
       (尚君凤摘自《人生与伴侣》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