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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撒贝宁　文／丁一鹤
       撒贝宁25岁的人生经历让人羡慕甚至嫉妒：1994年从武汉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法律系，1998年被保送到北大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同时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人。之后在央视主持人大赛中获得金奖，并迅速成为主持界的新生力量代表。这不禁令人感慨：命运真的很眷顾他。然而撒贝宁并不领“命运”的情，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至今能一路走得这么顺利，得益于自己性格和综合能力比较强，得益于亲人们对他的培养，关爱和亲情……
       我是武汉人，不过还好，说普通话时几乎没有南方口音，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是北方人，而父亲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了，普通话一直是家里的官方语言；我从小又在部队院里长大，那里和大学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只有选择普通话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
       1994年我非常幸运地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法律，在度过了四年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之后，正面临毕业时正赶上《今日说法》栏目在筹备播出。经过挑选，我被吸纳进了这个集体，直到今日，工作就是“说法”。
       本科毕业之后，我又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长期以来我都是以双重身份(法律系学生和法律栏目主持人)穿棱在北大燕园和中央电视台之间，而这一忙又是3午。3午北人中最大的感受是个“累”字，但是每每想到镜头那边无数双渴望依靠法律寻求帮助的眼睛，我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我还知道，在我前行的路上，背后都有很多眼睛在关注着我，那是父母和亲人们深情的凝注。
       爸爸妈妈：站在我身后望着我起步向前
       我的爸爸很早就在电视行业工作，现在是湖北省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部主任。在爸爸眼里，我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听话但同时又很调皮的孩子。
       我的左手骨折过两次，左腿腓骨断过，被电击过，造成这些伤害的原因是我小时候的调皮，还有右脸颊的一块疤痕，是我7岁时候下的印记。
       那叫候在海军幼儿园，我是个孩子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们偷偷跑到战士们训练的游泳池里去玩，小朋友说咱们游泳吧。但是游泳池里没有放水，而阀门在地下，有一块巨大的水泥板盖着，放水必须揭开水泥板。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由小朋友们抬开井盖，我钻进去开阀门，当我钻进去之后，小朋友们却没有力气继续抬住井盖，他们一松手，水泥板就把我拍进井里，阀门上的螺栓直直插进脸颊，而且就在面部的三角区。我被闷在那里，只有哭喊的份了。当大人们赶到时，我的脸上身上全是血，游泳池里也全是血。
       因为不知道伤在哪里，爸爸把我抱回家，一边用水冲洗我的脸，一边还不停地打我的屁股。那时候我是真懵了，妈妈站在一边，吓得快晕了。伤口很深，爸爸拿棉签伸进去吸血，拔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鼻窦。他们把我送到医院，来不及打麻药，爸爸妈妈抱住我，医生就在我脸上缝合，我使劲地哭喊、从手术台上下来，爸爸妈妈和我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回到家里，我像个光荣负伤的战土，召唤了小朋友们来看望我这个伤员，然后给他们大讲我如何不打麻药就动手术的英雄壮举，而刚刚会说话的妹妹却在旁边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弄得我很没面子，她说：“哥哥像只猴子。”
       后来这句话成为我的笑柄。
       我有很多业余爱好，只要不超出常规，父母都不干涉，这多少有点像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以至于后来读高中的时候我疯狂地喜欢上了篮球和乔丹时代的公牛队，后来还喜欢倒腾无线电，装发报机等等与高考无关的事，父母看我很专注的样子，也不怎么干涉。爸爸只是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做了，就一定努力做到最好。
       从武汉市一中到北大法律系本科再到研究生，我都是一路被保送进去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刻意去设计我的未来，只是很重视我的综合素质教育，这是我一牛都要感谢父母的。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7年来—直一个人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是男孩子的缘故吧，有些话我宁愿闷在心里或者跟朋友讲，也不愿意跟父母讲。
       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决赛就要开播的时候，父母很担心，打电话问我，我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吧，我是第一名。”此外再也没做其他任何解释。
       到了决赛的时候，爸爸妈妈甚至没敢坐在电视机前，干脆跑到卧室里去，惟恐看到我失败的样子。后来爸爸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哭了。父母看似任由我去闯荡，去按照自己的路走，其实他们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的背影。
       我知道、从家门到远方一直延伸着我的脚印，我身后不远处站着我的父母。就在我回望的泪眼里，我看到了，一路上是什么把自己照耀。
       妹妹：她从来就没要求我做过什么，这使我很内疚
       到1980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早已经开始了，但因为爸爸是回族，妹妹就沾了民族政策的光，没有被“计划”掉，她就来到我们这个家庭。
       我小时候的名字还不叫撒贝宁，叫撒宁。妹妹出生以后，爸爸妈妈宝贝得不得了，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撒贝娜。后来我就只好按照妹妹的级别，叫撒贝宁了。
       第一次见到妹妹是在火车上，我觉得家里多了一个像小肉球的小孩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欢喜地拽拽她的胳膊，拍拍她的脑袋，没几下就把她弄哭了。这下妈妈不干了，拽过我来就揍我的小屁股，把小屁股蛋儿都打红了才罢手。
       只有4岁的我还不能理解亲情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无法理解躺在床上的那个小肉球儿跟我有多大的关系。我只是感到她对我而言有一中潜在的竞争。有时候我看见妈妈咆着妹妹，就很嫉妒地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就很不耐烦地告诉我：“路边石头堆里捡的。”这让我感到很失落。现在想来，我失落的原因大概是妹妹很听话，而我却很调皮捣蛋。
       1988年7月1日，是妹妹的生日。这一年我12岁了。正好我放了暑假，闲着也是闲着，就琢磨找点什么事干干。我说撒贝娜咱们搞一台晚会庆祝你的生日吧。妹妹说好啊。我说我来当导演，需要付出思想和体力，多辛苦呀，你是不是把你那2毛零花钱赞助一下我们这台晚会，头包话梅吃吃也可以呀。在我的“利诱”下，妹妹只好说，好吧。
       这一切当然是耍瞒着父母的。
       在我和妹妹的精心策划下，撒贝娜的生日晚会隆重开场了。我们让父母在床上坐好，我和妹妹轮流报幕，轮流演出，节目中有单口相声、有小品、有歌舞，几乎囊括了晚会所朽的形式。父母看着我们演出，先是忍不住笑，最后笑得汨流涟涟。
       这样的生日晚会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们家有了大一点的房子，我还设置了演出区、候台区、化妆间，这么说吧，我们把能考虑到的晚会所有要素都考虑到了，这当然得益于当演员的父母。
       上了高中，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就很少再跟妹妹玩。妹妹很内向，也从来不来打扰我，那几年，妹妹的成长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谜。
       再后来我被保送到北大上学，一个人在北京漂，跟妹妹和家人的接触更少了。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明门亲情对我的重要性。
       大四的时候，妹妹来北京看我。我安排妹妹在一个女同学的房间里住着，但却从来没陪她出去玩过。她想去图书馆，但她没有学生证，人家不让进。妹妹只好一个人在北大的院子里闲逛，逛了3天。一直到妹妹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我才顾得上陪她吃了一顿晚饭。妹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埋怨我，只是劝我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现在想起来，不爱说话、性格安静的妹妹一个人来到人地生疏的北京看我，我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忽视了妹妹的感受，真是不应该。
       现在经常会有人来让我签名、照相，我最希望的是撒贝娜能开门让我为她的同学签名，她现在在一所人学的艺术系的钢琴专业读书，为她的同学签字，这大概是我惟一能帮她做的事了。
       但妹妹从来就没有开过门。这使我很内疚，妹妹从来就没要求过我什么。
       我还设想着，会有一天，我会请妹妹来北京，好好地陪她尽情地玩耍，像我们儿时开生日晚会。我对于亲情的理解可能有一个时间差，很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增加，我知道，亲情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女友：像雾像雨又像风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末期，北京大学的天空又高又蓝，空气清新，校园里碧草青青。在这样的环境里容易让入想到爱情。
       跟很多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我也曾经恋爱过。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在学校里还没有恋爱的话，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或者说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下面我将提到我的女友。在触及我的初恋之前。我犹豫不决，想来想去，北大校园里不能没有爱情。大概是1998年吧，我跟随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去深圳演出，同去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几十个愣头小十妙龄少女在一起，总会有很多开心事儿。我们都是合唱团的成员，彼此很谈得来。
       她唱歌的时候，我首先觉得这个女孩唱得不错，台风也很好。我是头一次这么细致地观察一个女孩，气质清纯，语音柔美。我在后台跟她聊天，发现她不仪可爱，而且很吸引人。此后，我便一直照顾她，公开地照顾，但似乎只是朋友之间的。
       回到北京，很无聊的一天，我想到了她，我想去找她，但没有勇气，我就继续很无聊地回宿舍，快走到宿舍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我的门口，路灯的光洒了一身。是她，真让我吃惊极了。我那时心里“啊哟”一声，这一刻的感动让我把所有年轻的痛苦全都勾销。这是我们恋爱的方式。在送她的路上，我牵着她的手，温暖而光滑。
       很多人觉得我们应该是一对儿，我们就在一起了，应该算是战斗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感情了。她长得有点像某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子。
       她绝不是漂亮的女孩，但她是属于90年代的清华的，衣服干净得体，气质沉静，善良，传统。她是经过一个关口又一个关口进入清华的，受过一些苦，不像我一路保送上学，似乎是在温室里长大的，缺少很多人生经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听她的，尽管我比她的年龄和阅历都多些。我们对爱情矢志不渝，我希望将永远照顾她。我肯定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90年代末的北大清华是爱情的温床。
       到了大四的时候，周围都在“和平演变”各奔东西了，剩下的没有几对了。恰好这个时候我去了《今日说法》。自己的男友整天在电视上露面，而且还有一帮子小女生跟在后面要合影、签字，总不是什么好事。但我和女友都没觉得什么，都很平静地对待。我现在已经不是小男孩了，我觉得感情应该是很理智的事，因为出名给亲人带来些压力或者影响是正常的，但我觉得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拿了金奖之后，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幸运的人，所以我对女朋友说，“以后没有偷懒的理由了，必须加倍努力。”
       今年下半年，她该读研究生了。
       我觉得男孩子恋爱，应该是对人生的一种教育，是应该学会怎样去爱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我是沙堆里一颗比较光滑的石子
       我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法律专业的研究生。4个同学同居一室。每周二、四、五到中央电视台录《今日说法》。因为一直在读书，所以时间上不允许我参与到前期的制作，只能在接到一个案例后才能开始我的工作……
       我并不希望在观众眼中，主持人从节目中跳出来。说实话，我更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现在的观众并不像以前对名人盲目欣赏，越来越多的人在用批判的眼光看你，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你。所以如果我不想让大家失望，现在要做的只有加快自己进步的速度。
       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安徽芜湖的老人因为一件案子来北京，他本想到北大找个老师咨询。找同学打听的时候，同学就说找撒贝宁吧，那位老人就来我们宿舍，恰巧我去录制节目了。老人就把材料留下了，同时还留下一包姜糖。后来我把材料转到了有关部门，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但3个月后我又收到那位老人寄来的一包姜糖，附信上说是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就再寄一包姜糖表示感谢。我跟同宿舍的同学说，这包姜糖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品尝品尝，这是老人的一份心意。
       因为3个月前老人留下的那第一包姜糖，我们根本就没动，至今还放在我们宿舍的窗台上。我希望在喧嚣中仍能把持住自己，我愿意沉淀自己，我主持的栏目容不得人张扬和浮躁，它接触的都是社会的真实，痛苦的辛酸，必须肩负使命感不停地思索、挖掘，才能提供给人有益的启示。我不想做迅速就被人认识的主持人，也不想做与法律无关的事，除非别无选择，我才会与法律脱钩。
       我很珍惜现在《今日说法》给主持人的机会。还有我认为现在在电视上为大家说法、分析案例并不浪费我学了7年的法律知识，有时，我甚至觉得比做律师更郑重。而对于学法律的学生，做一名大律师是我们共同的梦，所以做律师也是我的愿望之一，也许今后会实现，但不实现我也不会遗憾，每个人都不可能在一生中实现自己所有的梦。
       我觉得我还不算是淘出来的金子，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很多金子也许还在按兵不动。所以我更愿意人们把我比做沙堆里一颗比较光滑的石子。 (王东摘自《时代姐妹》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