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盆地本来仅仅是读小学时地理课本中的一个地名，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十分遥远。当我置身盆地边缘、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看到遥远的前方烟雾浩渺的湖水出现，现实与幻想的交织重叠使我的大脑陷入混沌。湖水出现的地方当为准噶尔盆地东端的底部，但那里不可能有水，我看到的只能是海市蜃楼。果然，汽车再往前行驶一段，湖水就消失了。远远近近依然是苍凉的戈壁滩，光秃秃的丘陵连绵起伏。天空海水一样蓝，阳光清澈透明，戈壁上的风从车窗的缝隙吹进来，又凉又硬，呜呜地响……
二○○七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绿洲文明考察队乘坐的面包车途经准噶尔盆地东端，驶向中蒙边界的北塔山。
上午九点半从乌鲁木齐的卫星城昌吉出发，汽车在柏油路上往东北方向行驶，天山的连绵雪峰就被抛在了后面。在昌吉尚可穿短袖，但过吉木萨尔到奇台吃午饭时，下车就感到了风中的寒意。那风确实已经是秋天的风。午后继续行程，离开奇台县城走出不到一小时，柏油路就到了尽头。车队行驶在砂石路上，村落、城镇从视野中消失，远远近近是苍凉的戈壁滩，光秃秃的丘陵连绵起伏……
带队的是杨镰先生。一个三十年前在新疆度过青春年代、视草原为自己“青春地平线”的北京人。他在新疆文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深受新疆人的欢迎。五个月之前，为了给考察队打前站，他已经去过奇台县的北塔山。北塔山因为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中蒙边境冲突名噪一时，而位处同县的疏勒城则因为汉代名将耿恭的大败匈奴而被记入历史。
二十点过后，车队终于结束颠簸，到达北塔山中的乌拉斯台口岸。那里距边境只有一公里。“乌拉斯台”是蒙语，意为“长着白杨树的地方”。这里与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二十点已过而太阳尚未落山，但气温已降至十摄氏度以下，冬天提前到来。无自来水、无电、无手机信号的“三无之地”，入夜是用发电机发电照明。停电、熄灯之后，硕大的星星密密麻麻地洒满夜空，触手可及。静寂之中，似乎能听到夜空繁星的喧闹……据说那种喧闹的星空只有在海拔高、空气无污染的高山地带才能看到。北塔山一带的海拔高度在一千六百米以上。
次日上午，边防军的一名指导员和一名战士带领我们前往北塔山之战发生地。乘车来到一个山口，下车徒步进山。左边山包上，一个残破的旧碉堡映入眼帘。六十年前的初夏，国民党官兵就是从那座碉堡里用机枪封锁我们正在通过的山口。翻过一道山梁，登上一座山头，脚下就是当年的主阵地。战壕依旧，阳光静静地照着，凉风阵阵。战壕北侧五六米远的地方，中蒙边境一六八号界碑无言地昭示着北塔山之战的意义。站在界碑旁向东北望去，眼底是起伏的丘陵，远处是广袤的沙漠。那就是蒙古，就是另一个国度了。
在千万分之一比例的新疆地图上，就能找到北塔山。新疆地貌被概括为“三山夹两盆”——从北往南依次是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昆仑山，北塔山其实是一片峰峦，东西长约十五公里，南北宽约十公里，位于阿尔泰山东段南侧，准噶尔盆地东北侧，中蒙边境从中穿过。关于“北塔山”这个地名，杨镰在《北塔山六十年》（《新疆经济导报》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一文中根据最早标明北塔山的《雷纳特地图》（展示的是十七世纪后期的中亚状况）解释说：“它的原名是‘BAI－TAGE’，音译‘北塔格’（拜塔格）。《中国历史地图集》据清代内府地图，将其标为‘拜山’，实际是中外合璧的名字。在西北民族的语言中，BAI，含义是丰富、众多。新疆曾将富人叫‘巴依’。TAGE，是山峰”，“北塔山，是蒙古等北方民族对那里地貌的归纳——山峦密集。北塔山不是中文地名，它的含义也不是‘北方的如同塔一样的山峰’。”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不过，在《走进奇台》（中国文联出版社二○○六年三月版）所收刘忠信的文章《神奇的北塔山》中，还有另一种解释：那一带冬天的雪比南山少，橙黄柔软的酥油草裸露在外，是哈萨克牧民的冬牧场。某一年，西伯利亚的寒风吹来一伙红胡子、黄眼睛的恶人，强占牧场。牧民不答应，恶人们便生出一计，摆出一只盛满面的碗，说如果牧民能把同样价值的东西放进碗里而面还是平的，即可继续在此放牧。牧民们一筹莫展之际，年方十七岁的“阿巴依”出现了。他把面碗端回毡房，在面上插满缝衣针，端回来交还给为首的红胡子，红胡子惊得几乎跌下马来。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恶人们又拿出一颗米粒，问：“你们能够找出米粒大的东西，把世界都装进去吗？”阿巴依坦然一笑，策马把红胡子领上最高的山峰，用马鞭向四周一指，问红胡子看到了什么。红胡子说看到了天空大地、山川森林、房舍牛羊，阿巴依便反问道：“你的眼睛仁子有多大？”恶人黔驴技穷，狼狈逃走，哈萨克牧民们继续在那里放牧。后来，牧民们为了纪念勇敢智慧的阿巴依，在那座最高的山上建了一座巨大的石塔。从此，那山就叫做北塔山。刘忠信说这个传说是哈萨克民间老艺人巴开讲述的。这个解释与杨镰的解释不同，但是，从“BAI”与“巴依”的一致性来看，“北”确实是意味着“多”。
传说中的恶人与哈萨克牧民还只是斗智，而一九四七年六月发生的北塔山之战却是真枪实弹，并有战斗机参战。关于这场边境冲突，宋希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的《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收入内部出版的《新疆文史资料》）中有详述，杨镰在《黑戈壁》（知识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中也有归纳。宋希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接替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是民国政府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北塔山之战打响后，是他命令驻守北塔山的国军骑兵第一师马希珍连坚决抵抗。他的文章被杨镰看做“迄今为止关于‘北塔山事件’最权威的实况记录”（《黑戈壁》）。按照宋的叙述，北塔山之战的基本过程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蒙古边防军的两名代表着便装来见中国守军连长马希珍，声称马连驻守处为蒙古领土，马连须四十八小时内撤离，马希珍断然拒绝。六月五日黎明，蒙军一个营的兵力附加一个炮兵连突然发动袭击，五架涂着红五星标记的飞机轰炸马连阵地，低飞扫射。马连官兵沉着应战，凭借坚固工事，投掷大量手榴弹，重创敌人。当晚马希珍发急电向上级报告。宋希濂接电后，便命令驻守奇台的骑一师二团团长韩国藩火速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援兵未至，六月八日又开始了激战。马连百余名官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数次突破防线攻入阵地的敌军肉搏。哈萨克武装首领乌斯满（一八九九—— 一九五一）率兵从数十公里外赶来参战，百余名哈萨克骑兵在山腰上向蒙军冲杀，掩护了国军侧翼。关于乌斯满，宋希濂这样叙述道：“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枪匹马，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中午时分中国援军陆续到达，午后开始反攻，蒙军逃回北部山区。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战斗，但中国守军的胜局没有改变。
一九四七年是“二战”结束的第三年，世界格局面临着由热战向冷战的历史性转折，中国政府也是在这一年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中国内战已经开始，新疆境内一九四四年发生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三区指伊犁、塔城、阿山）之后，三区政权和民族军刚刚建立，伊犁方面与哈萨克的乌斯满发生了冲突。在这个背景上，这场发生在内陆亚洲的荒山中、突然开始又很快结束的北塔山之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从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九月，先后有美国国际新闻处、美联社、纽约《每日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法新社等国外重要媒体的记者做实地采访。中国国内所有大一些的报刊都发有专稿。这场没有来头的抗战，甚至被称为‘西北的九一八’（中央社电稿中语）。当然，苏联一方也是连篇累牍，指桑骂槐。宋希濂成了红色一方抨击的主要对象。在高潮中，中国当时的‘主流媒体’比如《大公报》、《申报》等，已经拿‘北塔山事件’与明清之际吴三桂借兵于满洲相比了。”（《黑戈壁》，176—177页）。
“西北的九一八”之说与“吴三桂借兵于满洲”的比喻其实都有些夸张。在戈壁环绕的荒山野岭中，战争成本太高，并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在我看来，北塔山之战引起这样广泛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包含着国家、政治、民族的三重复杂性，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将这种复杂性展示出来。从被击毙的蒙军上尉身上搜出的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即为:“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引自宋希濂文）这说明北塔山之战首先是领土之争。而苏联的介入、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斗争，又赋予事件以鲜明的政治性。宋希濂也承认，当时国民党政府借苏联飞机助战大肆宣传蒙古和苏联的侵略，“实质都是为了反共。国民党政府一向污蔑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它们撕毁政协决议，发动的大规模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想利用这一事件，煽起一个反苏高潮，来转移国人的视线，并借以打击中共”。仅就新疆内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角逐而言，“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伊”指伊犁）的看法亦并非没有道理。不应忽视以乌斯满为首的哈萨克人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前述哈萨克民间传说中的恶人是指蒙古人，那么传说中包含的民族矛盾同样包含在北塔山之战中。
当然，上述复杂性不会被驻守北塔山的中国官兵意识到。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中国领土。因此他们受到了奇台百姓的褒奖。北塔山之战刚结束的七月二十日，奇台县政府便按照上级指示组织了慰劳委员会，筹款、做军鞋、办食品，前往北塔山慰问。年底的十二月十六日，整编陆军骑兵第七旅旅长韩有文发电报向地方政府致谢，电文曰:“马参议长兆麒并转各民众公鉴，此次渥蒙贵县民众之爱戴，馈赠北塔山守军油面二千斤，受领之余愧感交集。窃查守土捍国为吾军人天职，吃苦耐劳尤为军人本色。此种高情厚谊，物质上之鼓励并我精神上之振奋。除将油面二千斤转发北塔山部队外，特电鸣谢恕不一一。”（引自卢家和《奇台县慰劳北塔山将士委员会》。收入《奇台文史》精编本。二○○六年印刷。后同）由此能够看到国军与地方民众的另一种关系。
北塔山之战前后乌斯满代表的哈萨克人的处境意味深长。乌斯满与三区政权、与蒙古国有过先合后离的关系，在北塔山之战中与国军并肩作战。宋希濂对乌斯满的英雄行为有前文引用的那种描写，据采访过乌斯满的吕器记述，宋希濂也是被乌斯满看做中国人中少见的“巴鲁图”（哈萨克语“英雄”之意）。吕器甚至认为这场边境冲突是国民党军队与乌斯满合谋、故意挑起的（见吕器一九六四年六月所作《乌斯满和北塔山事件》，与宋文同时发表）。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斯满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反共总司令”，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五一年二月被俘，不久即被处死于乌鲁木齐南门外。抛开政治问题不谈，乌斯满在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左摇右摆、若即若离，实际上体现了新疆少数民族在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诸多复杂性。乌斯满在闻捷的长诗三部曲《复仇的火焰》以及电影《沙漠剿匪记》中是匪，但在北塔山之战中却是英雄。
当天下午返回奇台的途中，考察队去看了将军戈壁的大石头。那一带曾经是乌斯满武装驻扎、活动的地方，北塔山之战中亦曾遭苏军飞机轰炸。戈壁上那条砂石路，马希珍连的士兵走过，打增援的韩国藩团的骑兵走过，现在驻守北塔山的解放军官兵依然在走。
返回奇台的次日——九月十七日，考察队前往疏勒古城遗址。那里曾经是另一个战场。一千九百年前的古战场。
后汉永平十八年（公元七十五年），戊己校卫耿恭以孤军固守疏勒城，打退进攻车师（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属地为今奇台一带）的二万匈奴精骑。《
后汉书》卷十九“耿列传第九”对此有如下记载：
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二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这里记载的疏勒城和楼兰城一样，曾经长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具体位置说法不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在奇台历史上的第一次文物普查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县文化馆工作的薛宗正发现半截沟镇麻沟梁村的石城子就是汉代的疏勒城（论文公开发表是在一九七九年）。经过历史、考古、地理等多方面的论证，此说被广泛接受。
城址位于奇台县城东南六十余公里处，天山北麓的山脚下。考察队在正午时分到达。那里景色之美达于极致，“风景如画”这个旧词远远无法形容，反而会损伤它的辽阔与博大。起伏的丘陵勾勒出变化多端、层次分明的曲线，山坡上片片绿色，收割完毕的麦田里麦茬泛着金黄，远方天山山脉东段黛色的山峦逶迤远行，洁白的雪峰在阳光下圣洁无比。担任接待工作的乡党委书记自豪地说，国内外的多名画家、摄影家都去过那里。古城北侧、东侧的城墙留有大致的轮廓，高于周围地势，长着灌木、荒草。“傍有涧水可固”的涧水依然在流，将近两千年过去似乎也没有变化。涧水是天山雪融化的水，哺育了那一带的绿洲文明。站在城址的悬崖上探头俯视，远远看到的是鸟群的灰白色脊背。它们正在涧水上飞行。当年耿恭“引兵据之”，就是看中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地势。那口在匈奴兵截断涧水、守城吏士面临绝境、从马粪中笮水解渴的情况下扭转战局的井（后人称之为“耿恭井”）留有遗址，并且成为判定此处为疏勒古城的证据之一。史学研究者王炳华认为疏勒城建于山梁之上，历史记载的挖井取水未必是事实，很可能是从“耿恭苦守苦战、破围而还的事迹中衍化出来的神话”，薛宗正对此亦表示赞同（薛宗正《北庭春秋》，116—11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但是，戴良佐在《奇台麻沟梁石城子遗址踏勘记》（收入《奇台文史》）中指出：第一，根据水利工程师的说法，疏勒城虽然是建在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山上，但由于地层下岩石间隙中积有泉水，打井出水完全可能。第二，据学者考证“疏勒”一词为古突厥语，意为“有水”，“这又和石城子曾有井出水，名实相符”。第一点有道理。如果城址上的土中水分少，上面种的庄稼就不会长得那样茂盛。但第二点显然不对。疏勒城的命名是在耿恭挖井之前，即使是在“有水”的意义上命名为“疏勒”，那水也是指城下的“涧水”。而且，在杨镰的解释中，“疏勒”一词义为“天神”，亦可写作“修罗”。
《
后汉书》相关记载中的文学性夸张显而易见。实地考察疏勒城之后重读之，又产生新的疑问。城址东西长约二百米，南北宽约一百四十米，那个空间能够容纳的汉兵是有限的。周围的地势和空间也不可能容纳两万匈奴精骑。薛宗正推测说攻城的匈奴兵当在千人左右，可信。关于守城之战，本来也有不同的叙述。据唐代李贤等人为耿恭传做的注释所引《东观记》的记载，土井出水之后，“恭亲自挽笼，于是令士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值得注意的，是《
后汉书》的叙事中包含的“大汉意识”。“汉家箭神”、“汉兵神”、“汉德神明”等等都表现了这种意识。正是从汉朝开始，以军屯为主的屯田将汉文化带到天山北麓。现在，奇台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汉人大县，这好像是一种历史宿命。
疏勒城据北塔山有两百六十公里之遥，两场大战相隔约一千九百年。但是，二者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它们都处于疆北的生命通道上，并且是这条通道上的关口。千百年来，这条通道承载着生命的繁衍，承载着不同民族的冲突与交融，留下了许多需要后人用想象力来理解的历史故事。如同北塔山之战中国守军有哈萨克武装的增援，耿恭与匈奴的对抗也受到车师后王遗孀的协助。现在，绿洲文明考察队用自己的脚步再次把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亦并非仅仅是为了凭吊历史。
九月十八日晚，即考察队离开奇台的前夜，县党委、政府、政协为考察队举行欢送会，昌吉州党委宣传部部长李风清专程赶来参加。次日一大早县各主要机构的人员又集中起来听杨镰的报告，并向考察队员赠送《奇台文史》精编本等材料。如此热情，是因为当地人好客，是因为考察队有个专家队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面临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地方领导层渴望与外界沟通，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努力进行文化建设。考察活动结束、返回北京之后阅读《奇台文史》，我感受到了地方史的独特魅力。那是一种故事性、具体性、平民性的历史，比大历史更接近历史的丰富性。昌吉州的面积几乎相当于三个台湾，奇台一县就接近台湾的三分之二。作为古代丝绸北路的要冲，奇台的重要性曾一度超过乌鲁木齐。这里不仅有疏勒城、北塔山，还有举世闻名的恐龙沟、硅化木园、魔鬼城，有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怪坡，地下掩埋着够全中国开采一百五十年的煤炭资源。“奇台”这个地名本身，也是理解北疆的关键词。杨镰在《丝绸之路与昌吉历史文化》（收入昌吉州编《丝路庭州·昌吉州历史文化研讨会专题报告集》，二○○七年六月印刷）中说：“奇台这个地名的含义，有不同说法，一个比较常见的认为，在老奇台附近有一处突兀的台地（高岗），所以叫做‘奇台’。但是，奇台不是一个汉语的地名。”然后指出《雷纳特中亚地图》在“今天奇台的位置上标明的地名是：KIDAI。这显然就是奇台的音译。但是，KIDAI在俄语以及其他中亚语言之中，是‘中国人’的意思，也被翻译成‘契丹’。所以我认为，奇台是漠北民族对这个地方的叫法，它的真正含义是‘中国人的居住地’”。吴伯升《奇台县地名的命名与变迁》（收入《奇台文史》）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此说的旁证。曰：“奇台木垒为西辽国东部门户，派遣重兵守卫。西域少数民族称汉族为黑达依（khiday），就是这时形成的。”不过，一九四三年奇台县政府在进行地名调查时得到的资料显示，古代奇台曾被设为第七军台，简称“七台”。后来“七台”何以变为“奇台”，有两种解释：一是说七台南面有无名高台，前人顾名思义称之为“奇台”，取代了“七台”；二是说“七”与“奇”同音。显然，“KIDAI说”展示的是种族的历史，“七台说”展示的是征战的历史。也许将此二说合并起来才能展示奇台历史的多重性。对于“北塔山”、“疏勒”等地名的多义性，均应作如是观。地名起源的多重性其实是文化多元性与历史复杂性的体现。
二○○八年三月一至三日写于寒蝉书房
图片∶新疆二度083∶晨光中的乌拉斯台口岸
新疆二度116∶考察队成员与边防人员在168号界碑合影
新疆二度123∶主阵地的战壕
新疆二度166∶被近两千年的岁月侵蚀的疏勒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