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陶玮（J.R. Hightower）如果至今健在，该是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早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他作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来到北平。在华居留期间，他完成了汉代经学著作《韩诗外传》英译本的初稿。这本名为《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释》（HAN SHIH WAI CHUAN：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的译著，在海陶玮于一九四七年再次来华居京期间，得到重新校订。一九五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专题研究系列”丛书第六卷出版。这是迄今为止《韩诗外传》唯一的英译本。
汉代是中国学术真正得以确立的时代，围绕着儒家经典而产生的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想要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学术思想及治学方式的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起点。《韩诗外传》是除了《毛诗》之外，唯一流传下来的汉初经学形成期的《
诗经》经学著作，其研究价值不言自明。但即使是今天，除徐复观、龚鹏程、袁长江等学者的专题研究论文外，《韩诗外传》并无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这部汉代经学书籍如何被海陶玮选中，并花大气力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请教了撰述《韩诗外传集释》的许维等多位先生，将六万多字的古汉语加以译注，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在对海氏译著动机的猜度中，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神秘感甚至是猎奇心理都可列为选项之一。但海氏译著的序言中有一句话似可解释他的动机，他说，希望《韩诗外传》英译本的出版能够吸引有才人士来解决其中许多社会学、哲学等相关难题。言下之意，是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成为西方汉学家们了解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一个媒介。
海陶玮几十年前的译著选择，其实不过是国外汉学界研究的一个缩影，它折射出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方向、取向及趣味等问题。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早自明代，最先入手的便是中国的传统经典。早在一五九三年，第一个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就在欧洲出版了《
大学》的片断译文。无论是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还是马克斯·韦伯对老子的研究，甚至于黑格尔对于孔子思想的误读，都一样反映出国外学界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关注。即便是偏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的汉学家费正清，同样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专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西方汉学界习惯于从中国传统经典出发，来解读中国历史、文化以至现实社会的种种。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重视和相形之下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漠视，使不少中国学者颇为不平，认为西方汉学视野过于狭隘，汉学也应该包括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它所面对的不应该是一个文化标本，而应是活生生的中华文明，不断在进步和发展中的中华文明。
这确实是西方汉学研究的缺憾，也固然是当代西方汉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但有趣的是，当我们指责西方汉学过于褊狭的眼光的同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另一重尴尬：作为中西文化问题的另一面，中国西学存在的问题恰恰相反，即对西方现当代的非常关注和对西方传统经典的片断了解。
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从一开始就处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鸦片战争前后，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现实促使中国迈出了对西方文化接触、探究的第一步。这种探究有明确的目的性，现实的紧迫使中国西学的第一要务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找国家的富强之路。而西方古典思想文化著作则因为与现实利益相去甚远，让人无心也无暇关注。作为西学的发起者，洋务派最向往的是西方现代化的表征——坚船利炮一类的现实器物。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眼中最典型的“西方文明”。即便是引领中国西学摆脱了对西方现代器物迷恋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其关注点也集中在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巨大的思想及社会学著作。他的译著中，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兴趣所在。这些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思想精粹的著作，与现实和社会紧密相联，基本划定了之后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关注视域。
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中，集结了大批有过留学经历的文化精英，此时西方现代科学对中国新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吸引和影响更为显著。据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上刊载的《〈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一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大核心刊物《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上，“科学”一词共出现三千二百七十五次，是“民主”出现次数（八百零五次）的四倍强。此时思想文化界对西方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近现代，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自认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最巨；而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众所周知的。此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也已经进入了国人视野，但对于西学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源流，并未有系统涉及。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学界与西学的关联发展基本停滞，这种沉寂的状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化为不可遏止的西学热潮，但主要领域集中在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主义，并且这一视域一直沿续至今。
西方现代化普世价值的影响如果要寻求一个表征，中国多年以来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上的集中关注是一个合适的例证。我们习惯了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中看西方，而除了一部分西方古典哲学之外，我们视野中的西方就是现代、后现代构筑成的西方，虽然谁都知道这只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断章取义的西方。
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此时此刻，向何时何地出发，才能够完成一次充满发现与了解的乐趣并不断趋近于真实的旅程？这真是我们经历了多年的追逐后，现在要停下脚步，仔细思考的问题。
如今西方现代科学的体制早已占据了整个教育和科研领域，因为熟悉和了解，对西方现代化的痴迷也已经开始淡化，甚至出现了反省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西学之路向何时何地出发，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毋庸置疑，学习其他文化是正确的，但正确的途径或者说学习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说以往的历史现实迫使我们关注于西方的现当代，那么，今天的中国西学或许应该在面对西方当代的同时，将西方传统经典纳入研究视野，对古代传统学术经典深入研究，了解它的源起、发展和新变。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西方现当代思想与文化，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的现状。
中国西学补上传统经典的一课，谈不上是对西方的痴迷或盲目崇拜，而是一种远离了政治概念的更为学术化的态度。西方传统经典的学术源流，我们知之甚少。比如柏拉图研究在中国学界已经算相对深入全面的，但实际上也并不完全，至少目前中国学界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柏拉图全集》，而这是西学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早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经典译介，至今仍旧难免荒疏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西学的重大缺憾。但目前国内学者如甘阳、刘小枫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事这一拓荒性质的工作。自二○○六年起，二人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和之后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系列，“涉及西方历代的经典及其解释(已出版六十多种)，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这个系列包含多个子系列，已经推出的有《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集》、《尼采注疏集》，即将推出的还有《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古希腊悲剧注疏》、《阿里斯托芬集》、《荷马注疏集》、《维吉尔集》、《旧约历代注疏》、《新约历代注疏》等等”（《天不丧斯文》，《南方周末》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些带有拓荒性质的工作无疑是艰辛的，但成效也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在观望、审视西方文化时，理解西方人眼中的经典本质，和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社会的认识。
最后，还要顺带提及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花絮，海陶玮凭借这部《韩诗外传》译作中的前两章，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文学博士学位。如果与今天动辄数十万字，充满了建构、体系类语词的博士学位论文相比较，这个学位拿得实在是太过容易和侥幸。可是一部扎实严谨、流传于世的译作和一部乏人问津的研究论文，谁的学术贡献和价值更大呢？我们高校中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或西哲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能够以一部谨严的学术译著和一篇几万字的高水平序言作为学位论文，不知是否会促进中国西学的全面发展，从而培养出更多基础扎实的西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