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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1月，我和34岁的美国人戈尔德新婚不久，就从中国回到他在圣地亚哥的家。稍加安顿，我们赶到底特律，接回了戈尔德与他的前妻生的儿子、被祖父母带了一年多的小海曼。
       戈尔德是研究儿童权益社会保障的学者，而我在中国时是北京一家受国外慈善基金支持的儿童福利院的保育员。戈尔德在福利院做社会调查时发现了我。当时我已32岁了，仍是独身，是为十多个孤儿、弃儿、残疾儿操劳的“准妈妈”。终于，他决定找我进行一次很私人的交谈。
       他告诉我，令他感到很可悲的是，他身为一个研究，呼吁维护儿童权益的学者，离婚后自己的孩子却只能放在年迈的父母那里抚养。他的前妻萨里是一个对动物有着深厚感情的女人，她宁可到澳洲、非洲去研究保护动物，却不愿抚养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国女人特有的母性。”从此，他对我进行了执著的追求。
       当我接受了他的追求后，他却对我说：“美国的一切和中国都不太一样，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请你再认真考虑。”
       我说：“我会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美式母亲。”
       果然，和小海曼刚见面，他就奇怪地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妈妈。”他说：“NO，你没有生我，你不可能是我的妈妈。”我只好说：“我叫邵红。”他立刻很认真很礼貌地伸手和我握手：“你好！邵虹夫人。”
       小海曼非常调皮，按照中国家长的眼光，一定会怀疑他有多动症。我曾经向戈尔德说过这种疑虑，他立刻说；“你不是医生，尽管是孩子的家长，也没有轻易说孩子有病的资格，尤其是这种精神障碍性疾病。”
       接回小海曼不到一个月，戈尔德去了加拿大，一天，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说：“你好!我是萨里。”
       我下意识地让她等一下，要找小海曼和她通话。她却说：“不用了，我是特意找你的。”
       她问小海曼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没有。
       我说他实在太爱动了；一天到晚动个不停，家里到处都被他弄得乱糟糟的，我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收拾，几乎没有喘口气的空闲。
       萨里笑了，我听出是善意的笑。她说：“你和戈尔德一定要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你现在还没有找工作，哪怕戈尔德不想让你去工作，也不应该把海曼留在家里。另外，把他赶到凉台上去，告诉他那里和他的房间才是他可以随便乱动的空间。再有，你不要总是试图说服他，要学会不理睬他，直到他向你道歉为止。邵虹，你试试看。”
       我把萨里打电话的事告诉了戈尔德。他说：“如果你认为她的话不可以接受，你有权以法律的名义告诉她不要打扰你的生活，如果认为可以接受，你就随便听听她的意见。”
       于是，我们首先把小海曼送进了幼儿园。
       此后，大约每隔两周，萨里就从不同的地方给我打个电话。哪怕戈尔德和海曼在家，她也只和我通话，主属是海曼。她从不过问孩子的饮食起居，只是教给我美国式的管教孩子的招数。
       比如，她让我给海曼单列生活开支的账单，告诉孩子他已经花了多少钱，是超支还是有余额。她教我学会向孩子发脾气，比如对稿子说：“你羞恼了我，请在4个小时内不要让我为你做任何事。”然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不理他。再比如，要学会克制，不去收拾被海曼搞乱的房间，明确告诉他我没有为他超额付出劳动的义务，然后要他在限定的时间里帮我做事，否则就从他的生活费中减去他喜欢吃的甜果酱或者停止让他看动画片作为赔偿。
       萨里每次都叮嘱我：“注意，一定要说到做到，让他懂得什么叫限制。”
       我发现，不只是小海曼，包括邻居和幼儿园里的几个父母离异的美国孩子，对父母离异并不是那么多愁善感，但对于给他们限制却特别敏感。小海曼在超市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总是先核实价格，然后问我他的账单上还有多少钱。他很关心自己的开支和还债。到美国以后，我发现我们对美国孩子的花钱有个错觉，总以为他们的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尽管美国孩子有让入眼花缭乱的各种玩具，孩子们会一一说出那是在什么节日或纪念日是什么人送给他的礼物，但孩子向家长软磨硬泡要东西的情况并不多见。
       小海曼承认自己过错的方式也常常让我忍不住要笑。每当他犯下错误时，他都要就我给他的限制进行讨价还价。他会很认真地对我说：“夫人，我这次没有搞乱客厅，所以，让我和上次一样做两小时的劳动不公平。”尤其是我声明在3个小时内不再为他做事，关起我的卧室门做自己时事时，他开始会满不在乎，但慢慢就很注意钟表。尤其是当他饿了时，他会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钟表，到了限定的时间，他会小心翼翼来敲门说：“对不起，夫人，到时间了。”其实，每次这样处罚他；我都会提前准备好他爱吃的，只是绝对不能告诉他。
       说句心里话，我不讨厌甚至喜欢上了这个调皮又天真的洋娃娃一样的美国继子。我想和他建立起感情。一次，我问小海曼；“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你以及你的爸爸整天生活在一起吗?”他的回答简直让我如雷轰顶：“因为你需要和我爸爸做爱呀。”我当时立刻面红耳赤，对他说：“你真能胡说八道。”他却反问：“那，你是我家的佣工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你爸爸的合法妻子。”他却得理不饶人：“对呀，你们不做爱吗?”
       当萨里又打电话时，我告诉了她这件事。她听了，哈哈大笑。笑她说广海曼没有说错呀。他这是理解和尊重了你在这个家庭里的合法地位。邵虹，你为什么不继续告诉他因为你是他父亲的合法妻子，所以对他也拥有合法的监护权，让他认真接受你的管教。你还可以告诉他，你会为他再生下小弟弟和小妹妹，他们和他一样是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
       听到丈夫的前妻对我说这些，我既欣慰又慌乱，只得搪塞：“对小孩子说这些干什么，他能明白吗？”
       萨里却说；“不是让他明白，而是让他懂得，你在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权益都应该受到尊重。”
       那天，在电话里我忍不住问了萨里对离婚、对孩子的想法。她说，和戈尔德离婚，是因为戈尔德希望她做一个东方式的妻子和母亲，但她做不到。她说：“离婚是两个很好的人不能做最满意的夫妻时最明智的选择。至于孩子，我永远是他合法的母亲。我放弃监护权，是相信戈尔德比我更能使孩子快乐。你的到来，使我的信任没有落空。如果你对孩子不足这样；我会通过法律收回对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我反而担心你太东方化，会放松对孩子的限制。”
       我听了好感动，对萨里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海曼，这是我的诚意。”
       她却说：“邵虹，你错了。我去看海曼并带他一段时间，那是我的权益。但足，我不可以打扰你的家庭生活，这不仅是我的诚意也是法律给
       予你的权益。”
       这次电话让我想了许多。我第一次完全澄清了对萨里的认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对自己敢于负责的好女人，只是她的负责是绝对美国式的。
       我发现，小海曼也是绝对美国方式的思维。我曾问他：“你想妈妈吗?”他说：“不想。她每年应该有半个月时间带我去旅游，否则我就控告她。”我问：“你不想天天和妈妈在一起吗?”他说：“你不是我爸爸的妻子吗?你不是天天和我在一起吗?”
       萨里给我打电话时，我又把和小海曼的谈话告诉了她。她说：“海曼是对的，根据法律；我每年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得少于15天。否则，他可以控告我虐待或遗弃。他不想我，说明他在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你。无论如何，孩子需要一个成年女人爱他、抚育他，他要的是爱，不是血缘。美国孩子永远闹不清中国人那些复杂的亲戚关系，也不看重这些关系，他们只会凭直觉知道谁对他更好一些。”
       几天后，萨里又发来“指示”，每周至少带海曼去家附近的社区法庭听半天庭审。
       我不禁哑然失笑。她曾“指示”我每周至少让海曼独自到超市买一次东西，每周至少带他去一次教堂，每周至少让他到社区俱乐部进行一次搏击(其实就是孩子们无来由地打一次架)，现在；又让我带孩子去看打官司。我问她：“很有必要吗?”她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选了一个周末下午带小海曼去了法庭。法庭布置得很庄严，法警肃立，面无表情，一个高大的黑人法官端坐正中，一副公正无私的夸张样子。被告很多，像排队买东西一样被法警一个挨了个叫到被告席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法官审案也是三言两语，几分钟问清被控事实，当庭作出判决。被告大都乖乖认罪。
       我发现，旁听席上果然总有一些父母带孩子来这里旁听庭审。后来去得多了，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朋友。有人竟天天在超市买完东西以后带孩子拐进法庭听半小时庭审，美国人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十个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但对打官司有特殊的喜好。两个邻居为了一点小事也到法庭上争个面红耳赤，法官判决了，两个人走出法庭又一起去喝咖啡、喝啤酒，不会因为打了官司就伤和气。
       几年间，小海曼始终称我夫人而不叫我妈妈，但这个小家伙却已经把我当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他和我开玩笑，比我帮他对父亲隐瞒他的过错（前提是先向我承认错误），没完没了地和我为很多事情讨价还价……小海曼给了我极大快乐，使我到美国后觉得自己不孤单。
       我到美国后的第二年春天，萨里接海曼去佛罗里达。没到两周；她就打来电话：“海曼要回去，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和你在一起时快乐。邵虹，我真为你高兴。”
       萨里说着，竟忍不住在电话里抽泣起来。
       我说：“我可以说服他不要急着回来。”
       萨里说：“不是。我是被你感动了。在美国，能让孩子如此满意地接受，太难了。”
       确实，小美国佬海曼的懂事不是中国孩子的懂事，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却特别在乎他足不是真正感到了快乐；而真正给了我指导的却足丈夫的前妻萨里。
       “谢谢你，萨里。”我说，“是你帮我真正走进了这个家庭”
       (李建明摘自《视野》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