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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缪尔（John Muir, 一八三八—— 一九一四）没有留下深奥而系统的理论，但他的奇异经历，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他的那些关于美国自然景观和国家公园的著述，都使今人难以忘怀。
       出生在苏格兰的约翰·缪尔，十一岁时随父亲移民美国，并辍学务农。二十二岁时，缪尔靠自学进了大学，但只读了两年半。他曾经在美加边境游荡，并徒步一千英里，从印第安纳州一直走到墨西哥湾，目的是进行生物考察，并自此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六八年，缪尔来到内华达山区，一住就是八年，在这期间，他做过收获工人、驯马人、牧羊人、木材场工人兼家庭听差……一八七五年，他从山里搬到了旧金山，成为好几个著名报刊的撰稿人，并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山区地质学和植物学上的研究而闻名东西两岸。
       为了家庭和生计，他一度停笔，在文坛上沉寂了九年。然而，对他来说，在已经有了加利福尼亚山中的经验之后，无论到哪里，他都不会忘记荒野——他来自那儿；科学上的成就和写作上的成功，也不能改变他的性格和追求。他注意到，随着文明的发展，荒野正一步步退缩，留存的荒野也在危急中，人与自然的距离在急剧地加大。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仅需要个人与自然的认同，而且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认同。缪尔认为，为了美国人精神上的未来，保存残留的荒野是必须和迫不及待的任务，建立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则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实际上，一八七二年，美国已经有了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但是，它建立的初衷并不在自然保护，而在于它是像古玩一样可供观赏的珍品。缪尔的国家公园思想则有着更深的内涵。
       一是生态上的考虑。缪尔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导致了掠夺自然的行为。美国原有着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森林，但随着移民和经济的发展，东部和东北部的森林已经消失，西部的森林也在受着威胁。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这是加利福尼亚的特产，木质呈红色，一般树高可达三百英尺，直径为十至十五英尺；有的甚至高达三百五十至四百英尺，直径二十英尺。这种树沿着海岸山的西半坡，形成一个宽约十英里、长达四百英里的林带，林中地面上还长有美丽的蕨类和其他植物。然而，正是红杉高大挺拔的树身和优秀的木质导致了它悲惨的命运。到十九世纪末，它们几乎全部落入私人企业手中，被伐殆尽。面对如此状况，缪尔警告道：“如果这些山上的树和灌木都被砍掉，并因为放牧或牧人的篝火引起火灾，还有那些工厂主、探矿者、投机者们和各种各样的冒险者们，使地面裸露，草地消失，那么，不论低地和山上，都将和沙漠一样了。”缪尔指出，挽救森林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因此，必须通过立法，由政府将森林收归国有，并控制使用。
       缪尔的另一层考虑，也是一种更深和根本的出发点，是他的超功利的价值观。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大自然所给予人类的，并不仅仅是面包和水。大自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美，它的生命力，是人类的精神源泉。这一点，在缪尔的青年时代就已有过深切的体会。内战期间，他曾在加拿大流浪过。有一天下午，他正又饿又累地在一片沼泽中寻路前进，并发愁晚上到哪里投宿时，突然发现，在一条小溪边上，长着一棵稀有的兰花。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只有黄色的苔藓衬着它的两朵白色的小花。这景色深深地感动了缪尔：“它们独自在那儿，我以前从没见过一种植物有着这样充沛的活力。它那种完美的精神状态似乎纯粹是为了显示上帝的神威。”缪尔坐在这两朵兰花旁边，欣慰地哭了起来，然后继续向前走去。许多年后，他发现，他与那两朵兰花的相遇，那种精神上的弥合，实际上已经是某种精神的萌芽。在当时，那两朵兰花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对缪尔来说，他所需要的并非任何实际的行动，而只是它本身的存在。从与这两朵花的交感中，他认识到，这世界并不仅仅是人类意义上的。
       当然，对那两朵兰花，并非是任何人都能有缪尔那样的反应。这里需要一种感知，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能力。正如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所说：“城市空地上的野草和北美红杉一样传达着同一种训喻，但是牧场主在他的乳牛牧场上所看见的，就不是在南海中进行探险的科学家所能给予的。”因此，审美的主观成分是很大的。它需要想象，更受情感的驱使。缪尔对大自然的感受，出自他对自然生命力的接收和理解，也出自内心的一种情感。有一次，他曾劝告一个青年：“年轻人，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如果你的速度这样快，你就将错过最难得的机会去看大自然中最好的部分。你必须沿途漫游，让这少有的美渗透到脑际中。”所以他说：“我一直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展示我们的野山森林保护区和公园的美丽、壮观及其用途，以激励他们来欣赏它们，并使它们进入人们的心中，目的是保证它们受到保护和得到正确的使用。”
       毋庸说，只有当人们不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不把它当成征服的对象时，才可能去欣赏它的美。在缪尔的眼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美的，甚至暴风雨，也因为它的那种极端的、“甚至会招致毁灭的认真态度”，而富有特别的魅力。因此，尽管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经他描述的自然却有着与后者完全不同的形象。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来包含着两个方面：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和同样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合作；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在拓荒和淘金中，环境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漠使达尔文的自然界变成了一个只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悲惨世界，以致连他的学说都被称作是阴沉“忧郁的科学”。但是，缪尔的自然界全然不同，它是和谐的，生气勃勃的，就连一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小动物，在缪尔看来，也有着令人惊异的生命力，是构成这个大千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说：“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全的；没有那些栖息在我们自负的眼睛和知识所看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的动物，世界也是不完全的。”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让人们懂得这一点。他希望能通过国家公园，把人们带到那些曾使他有了这种觉悟的地方，去认识大自然的美学价值。
       一八八九年，一个在纽约出版的、声望极高的严肃杂志——《世纪》月刊的记者约翰·安德尔伍德·约翰逊在旧金山与缪尔相遇。这位记者把此次会见看做是“一大发现”。日后，他不仅是缪尔事业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而且也是对缪尔晚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正是在他的鼓动和协助下，约翰·缪尔一变其隐者形象，走入社会，成了一位公众人物。
       在约翰逊的建议和鼓动下，缪尔于一八九二年发起组织了塞拉俱乐部，其旨在“探索、欣赏和保护太平洋沿岸的可供进入的山区”，争取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保护内华达山的森林和其他景观”。随着缪尔社会活动的扩大，他的名声也更大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他继续为《世纪》撰稿，并在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加利福尼亚的山》。接着，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公园的文章，一九○一年，以《我们的国家公园》为题成书出版。六年当中，这本书重印了六次。他在书中反复重复的主题是：人们要荒野，荒野要保护。缪尔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有来自普通人的，也有来自科学界的，甚至有来自国家上层人物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朋友及顾问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
       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痛恨一切掠夺和滥用国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在投身政治之前，罗斯福一直热衷于自然史和生物学的研究，喜欢打猎骑马，喜欢观鸟，也喜欢荒野和森林。但在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和缪尔不同，他说：“在荒野中猎取大动物，是一种富有生气和力量的运动，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较量。”——人是自然的征服者。罗斯福积极支持平肖关于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的主张，并在他的任内大张旗鼓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个资源保护运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将大批土地、森林、草原收归国有，并建立了更多的自然保护区。在他的任期内，共收回了一亿英亩土地和一百一十八个森林保护区，使国有森林的数字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个，面积达到一点五亿英亩（在他之前，仅收回四千六百八十余万英亩）。可以说，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才基本上制止了垄断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现象，并使资源保护成为日后美国政府坚持不懈的方针。
       一九○三年春，罗斯福来到西部，他恳切地请求约翰·缪尔带他到约塞米特去。他们一起在山里待了四天。这次旅行使他们彼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缪尔对人说：“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一个有趣、诚恳和具有大丈夫气概的旅伴，我实在是爱上他了。”总统则说：“约翰·缪尔的谈话比他写的还要好，他总是能对他有过私人接触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确实如此，因为在离开约塞米特的第二天，罗斯福就要求秘书把塞拉保护区向北延伸到沙斯达山。缪尔为自己认识了这样一个真诚的政治家而惊喜，他甚至把罗斯福的照片挂到了他书房的墙上。
       吉福特·平肖，曾任国家林业调查委员会主任，一九○一年任国家林业局长。在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期间，他是罗斯福最信任的顾问和朋友。他爱树，对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曾被同学们戏称为“树疯子”，毕业后去德国，专攻林学。他和他周围的朋友们是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新型知识分子官员，是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精英的代表。因为他们强调进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人的智慧的进化，所以在当时又被称为“改良达尔文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是具有理性的，他们有技术，并有各种社会机构，因此有责任和有能力去克服他们本身的动物天性，重建一个适应整个人类共同体所需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平肖和缪尔一样，都主张将整个自然资源控制在公众手中，并且需要政府管理，防止私人滥用。一八九三年，平肖认识了缪尔，对缪尔的学识和个性都充满了敬意，并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某些认识上的共同点而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在罗斯福上台之前，他们曾一起推动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自然保护区。
       但是，缪尔和罗斯福及平肖的友谊并未能保证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实际上，在缪尔与平肖之间，从一开始就掩藏着一种危机。毋庸置疑，平肖是一个高尚无私的人，而且和罗斯福一样，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国家，包括鼓励其父贡献家产，在耶鲁大学建立了平肖林学院。他爱树，也爱荒野，但他不是一个大自然的崇拜者。他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一八九六年，他和缪尔一起在大峡谷旅行，当他要杀死一只毒蜘蛛时，缪尔制止了他。缪尔说：“它和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这使他感到惊异。因为在平肖眼中，“人类的第一职责就是控制他们生活在其上的地球”。显然，他是十八世纪林奈式的帝国论的忠实继承者。按照林奈的看法，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物种都是造物主安排好的，“所有的东西生来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类在所有的物种中享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从而享有特殊的荣誉和使命。按照这一理论，人必须担负起利用那些缺乏人类优越性的物种的任务。人的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对自己无用的物种，发展那些对自己有用的物种。平肖对此坚信不疑。
       平肖的功利主义自然观主宰着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在他任国家林业局长的十二年里，他一直关心的是如何发展国家的经济。他和缪尔一样，都主张保护自然，但保护的目的不同，他的目的在开发。他认为，土地的价值就在于能转化为利润，如果森林能和庄稼一样来种植、收获，也就能和土地一样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产品。不过，他坚持一点，那就是必须学会“明智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因此，他主张森林收归国有，并不只是把它们保护起来，而是要得到合理的开发。他坚信，科学能够教导人们改造自然，使他们的方法更有效，收获更丰盛。最终，平肖更看重的是如何保护人的社会经济体系。
       平肖的这种功利主义的保护主义显然与缪尔的侧重美学价值的自然保护主义是难以相容的。在他和缪尔交往的头几年中，他们就已发生过几次观点上的不一致，到了一八九七年，这种不一致进一步激化。在西雅图的一次会议中间，平肖公开向报界表示，他赞同在森林保护区内放牧。实际上，这是公开表示反对缪尔的观点——不准在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内进行任何有经济目的的活动。缪尔对此非常愤怒，虽依然同平肖保持友好的联系，但二者在观点上已明显对立。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对美国政府来说，如何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极大需求是居于首位的问题，因此，平肖的功利主义保护哲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二十世纪初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基本原则。一九○八年，在资源保护运动进入高潮时，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全国资源保护会议，共有五百人参加，其中有州长三十六名，大法官九名，还有七十多个学术团体的负责人，但是唯独没有在国内已有广泛影响的约翰·缪尔。因为会议的意向性很明确，所以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是一边倒。
       西奥多·罗斯福虽然在感情上同情缪尔，但他的价值观和政治家立场使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了平肖。正是在一九○八年的资源保护会议上，在平肖及其他人的建议下，罗斯福正式采用了Conservation作为国家自然保护政策的术语，同时区别于缪尔式的超功利主义的Preservation。至此，在自然保护上，出现了明显的两军对垒的形势：一方是资源保护主义者，另一方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一般来说，前者多来自官方，以吉福特·平肖为代表，后者来自民间，以约翰·缪尔为代表。他们在一系列自然和资源保护上的交锋和斗争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一九○七年，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围绕着黑齐黑齐水库的建立，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美的、长达六年的大辩论。
       黑齐黑齐（Hetch Hetchy）是约塞米特国家公园的一条很长的狭窄的河道，一个景色优美的山谷。当一八九○年约塞米特国家公园建立时，它也被包括在内。但这同时，旧金山市当局提出，要在山谷南面建立水库，以解决市内居民用水问题。缪尔和塞拉俱乐部坚决反对，因此未成。一九○三年和一九○五年，此案又被提出，但受到当时的内务部长伊桑·希契科克的反对——他的原则是禁止在国家公园内进行任何实用性的工程。紧接着，平肖的朋友詹姆斯·加尔菲尔德接替了希契科克的位置，而平肖是支持建库的，从而使形势变得对旧金山市有利起来。缪尔和约翰逊为此曾写信给罗斯福求助，后者未置可否。在缪尔不断的求助下，罗斯福恳切而又策略地回信说，他很愿意保护约塞米特公园，但他必须服从公众舆论。
       在罗斯福的激励下，缪尔决定去唤起舆论。他和朋友们一道向国内各地的民间组织发出了呼吁，约翰逊和其他人还去争取一些企业来提供反对建坝的理由。缪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破坏景观的建坝计划，并特别强调黑齐黑齐山谷的美学价值。一九○八年，缪尔甚至还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即选择黑齐黑齐以北的一个湖做水库，也在公园内，但对景观的破坏要小一些。但后者明确表示，在这类问题上他宁愿相信平肖和加尔菲尔德的判断。
       缪尔对罗斯福的个人影响没有成功。等塔夫脱做总统后，为了挽救约塞米特，七十一岁高龄的缪尔不顾年迈，仍陪总统游览了山谷，还带当时的内务部长巴林杰巡视了黑齐黑齐。最终，塔夫脱倒是阻止了建坝，但却是因政治上的原因——他所信任的巴林杰与平肖不和。缪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动员起来，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当时一些很有影响的民间组织都站在他们一边，由此，黑齐黑齐辩论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然而，官方的功利主义的保护政策是确定无疑的。终于，不顾公众的舆论，包括一些著名报刊的反对，一九一三年，国会上下两院都通过了黑齐黑齐水库计划，并得到了总统威尔逊的批准。一个长达六年的辩论终于画上了句号。
       缪尔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得了肺炎，在圣诞节前夜，他“自由地飞去了”。默默迎接他的是让他魂扯情牵的荒野，那里是他的家。
       黑齐黑齐水库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建成，耗资一亿美元。今日，在缪尔去世近一个世纪后，有关它的是非曲直，似乎除了历史学家，是不大会有人关心的；而且，即使有，恐怕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会忘记缪尔吗?
       一九五四年，一场延续了五年的、被称为第二次黑齐黑齐辩论的埃库帕克（Echo Park）水坝辩论，不仅让缪尔的名字重又响亮起来，而且影响更加深远。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家复兴局就提出了在科罗拉多河谷的贮水计划，但由于埃库帕克水库要建在国家恐龙遗址内，因此遭到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反对（国家历史遗址属于国家公园管理系统），但内务部倾向复兴局（复兴局和公园管理局都属内务部管辖）。一九五○年，内务部决定支持复兴局，并得到了白宫的批准。总统哈里·杜鲁门说：“我一向都认为，食品对下一代来说，要比中生代的骨头重要得多。”（实际上，即使水库建成，被损害的也并非恐龙化石，而是化石遗址周围的景观。）不过此时正临大选，两党斗争拖延了计划的实施。以塞拉俱乐部和荒野学会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们不敢懈怠，他们联合了十七个自然保护主义组织，成立了紧急行动委员会，呼吁全国舆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出书，印发传单，组织科罗拉多河谷漂流，使公众了解他们的观点，引发公众对景观的关注和热爱。尽管反对派们也不示弱，采用各种方式来坚持原来的计划，但这次的形势与四十年前已大不相同。支持塞拉俱乐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经过五年的斗争，埃库帕克水库终于从科罗拉多贮水计划中取消了。如果缪尔的在天之灵得知，也会兴奋得落泪的。更令人欣慰的是，一九六四年，经过十年的奋斗，由荒野学会发起争取的《荒野法案》获得通过（参议院为七十三票对十二票，众议院为三百七十三票对一票）。它说明，自缪尔开始、后来又为奥尔多·利奥波德所强调的荒野的美学价值不仅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而且为更多的民众所接受。在此期间，有关缪尔的传记和图册出版了十多部，缪尔自己的书也一印再印。人们要重新认识这位被功利性的资源保护主义所击败了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一九六五年，这位荒野的儿子成了美国荒野学会自然保护大厅陈列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故居也进入了美国国家历史文物的保护之列。
       毋庸置疑，这是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一次胜利。但是，它并不能说明两种自然观的分歧便就此弥合了。实际上，即使在荒野法案通过之后，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针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之间的斗争就从未停息过。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当环境保护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意识，使人们把环境的概念从自然扩展到社会之后，两种自然观的交锋就更加激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每经一个回合，人们的保护意识都会提高一步；同时，每个回合都告诉我们，实质上，这两种观念的矛盾也就是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人类要发展，矛盾便永远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发展面前，所谓保护，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只是，现在大家已不再简单地说发展，而是要说可持续发展了。它的意思，就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是能够在“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看中了一部分我们打算要利用的自然时，我们要问问：我们是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用它？……能够持续下去，不要让它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此刻，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就是平肖的名言：“明智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最终，无论我们愿意与否，电铲的轰隆声总是要高过江河的咆哮声，电锯的吱嘎声也总要打破森林的寂静。看吧，一个“世界第一”的大坝正在令巫山神女惊异，怒江上游的激流不久也将会在掘土机下安详起来……接下来会是哪里呢？大概就轮到世界屋脊上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了。荒野正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下败退着。可怜的的缪尔，你能安息吗？
       不过，我仍相信，当我们大多数人都陶醉在人类对自然的“永续利用”的美妙术语中时，总还有人要问：除了为人类所“用”以外，自然是否还有其自身的意义？
       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于青岛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