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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徐莉娜
       一天，我去了一个商人的办公室。谈话间，我注意到他不停地转动一个镇纸，镇纸里有一枚一角硬币。出于好奇，我问起运枚硬币的事。他说：“在大学就读时，我和同寝室的一个同学的钱花得只剩下一角硬币了。他享有奖学金，而我靠在棉花地里和食品店里打工挣钱，以维持日常生活。我俩都是家中第一个迈进大学校门的人，双方的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格外自豪。每个月他们都会寄来一点伙食费，但那个月我俩都没有收到支票。那天是星期天，是那个丹的5日，当时我们手中只剩下一角硬币。”
       “我们用这惟一的硬币给500英里以外我的家人打了一个受话者付费的电话，母亲接了电话。从她的声音中我可以听出家中有了麻烦。她说父亲因病失业，那个月家里根本没办法给我寄钱。我问我同学的钱是否寄出来了。母亲说她跟他的母亲聊过，他家那个月也凑不起钱来寄给他。双方的父母都很难过，看来我们好像只得辍学回家了。他们之所以迟迟不告诉我们真相是希望能找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你当时很失望吧?”我问道。
       “失望极了，我俩都失望极了。还剩一个月我们就读完这一年的课程了，然后整个夏天都可以打工挣钱。我成绩优异，已获得了下学期的奖学金。”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们刚挂上电话，只听见哗的一声，硬币涌出了付费电话机。我们大笑着，伸出双手捧起硬币。走在大厅里的学生以为我们疯了。我们商议着拿走钱，花了它。没人会知道所发生的事。但我们立刻意识到这种事做不得。这样做不诚实，你明白吗？”“我明白。但是，要把钱还回去谈何容易?”
       “是啊，我们试过。我们给接线员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事；”他微笑着回忆说，“接线员说那是电话公司的钱，叫我们把钱放回电话机。我们三番五次地把硬币投入电话机，但每次电话机都把钱吐了出来。”
       “最后，我告诉接线员电话机拒收硬币。她说她也不知怎么办是好，不过她要向上级汇报此事。她回电话时说我们只好留下这笔钱了，公司不打算为这区区几美元派一个人大老远地跑到学校去收取。”
       他望着我抿着嘴笑了，并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一路笑着回到了宿舍，数了数钱，共有7美元20美分。我们决定用这钱在附近一家食品店里买食品，课后再去找工作。”
       “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了。我们在食品店用硬币付款向经理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给我们俩提供了工作机会；第二天就上班。在第一次领工资前，我们的钱足以维持生活。” 。
       “你们都完成大学学业了吗?”
       “完成了。在毕业前，我们一直为那个人工作。我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律师。”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说，“我学完了商务专业，然后创办了这家公司，今天有几百万资产。我自己的孩子都上了大学，我同学的孩子也进了大学，但我的孩子是先上大学的。”
       “这枚是原先那些硬币之一吗?”
       他摇摇头说：“不是，我们当时不得不用了那些钱。但是，领了第一笔工资后我留一角钱，它伴我读完大学。我至今保留着它，为的是不忘自己的身世。每当我历数所遇到的好运时，我都忘不了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这么一枚小小的硬币使我摆脱了父母每天都要面对着的贫穷。”
       “你有没有再遇到过那位接线员，或告诉她那笔钱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吗?”
       “没有。不过，毕业时我和同学给当地的电话公司写了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想收回那笔钱。”
       “公司的总经理回信向我们表示祝贺，并说他感到公司的钱从未花得这么值得。”
       “你认为这样的好运气是偶然撞上的，还是有意安排的呢?”
       “这些年里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不知接线员当时是不是听出了我惴惴不安的心情；也许是她让电话机拒收硬币的；也许……是上帝的旨意。”
       “你永远无法找出确切答案，是吗?”
       他摇了摇头，触摸着硬币，似乎想从中汲取力量。“找不到答案，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和那一角硬币。在这些年里，我多次偿还了这笔债。我希望我也帮了其他人，就像一角钱帮了我一样。”
       (齐平摘自《译林》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