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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是我在美国的独特的朋友。乔的工作地点在旧金山米慎大街“湖南家乡小馆”左边路口的马路旁边。
       乔的工作内容就是早6点赶到，在路旁边摆一小凳，然后，依着墙看街景。到中午，乔会买一只大汉堡，要一杯最大号的可乐，食欲极佳地将它们吃掉喝掉。然后，乔就歪在墙下，沐浴着阳光午睡。
       午后，他继续工作，依旧看街景。到傍晚快“下班”时，他会摸出一支大雪茄，非常有风度地叼着，直叼到他“下班”。他“下班”时会几口把雪茄吸掉，“啪”一下把小凳打一个折，背在背上，像一个画家背着他的画夹，往他的“家”走去。
       乔的“家”在金门公园里一个矮矮的灌木丛中，他的家当——一辆从超级市场折来的手推车，车上有一红格子睡袋、一张绵羊皮、许多双鞋子。其中有一双格外耀眼，那是双马皮靴子，紫红靴子前端是黄铜嵌着的图案精美的包头，黄铜被他擦得锃亮，宛若一件艺术品。
       夜晚，乔就躺在这片树林中，前面足大片的草坪，再往前，则是市区点点的灯火。旧金山的夜水雾浓浓，乔就在这浓浓的水雾、浓浓的草味中神仙一般地入睡。
       认识乔是在“湖南家乡小馆”吃饭的那些日子里。乔是个白人，身材高大而健壮，45岁，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当土木建筑工程师，后来娶了个爱尔兰姑娘做妻子，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乔的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平静安谧，幸福美满，乔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也算不错。可是有一天，乔突然厌烦了这种生活。他对我说，那时他感到工作很累，家庭很累，孩子很累，一切都很累。他整个生活的感觉就足一个“累”。
       于是他便在某一天的一个大早突然从累的环境中消失了。他开着一辆旅游车从中部横跨几个州来到西部，在加州过起了流浪汉的生活。乔开始将“工作”地点选择在一个老人院外边，每日在那儿坐，在那儿躺，在那儿吃住。后来有个警察盯上了他，警察对这个年富力强的懒汉深恶痛绝，每见他必赶无疑。乔无奈，只得节节败退。倒是老人院里的一个中国男佣常为乔在警察面前讲情，由此，乔便油然地对中国人产生了好感。
       后来，乔忍受不了警察，便离开了老人院。这已是7年前的事了。
       他转移了很多地方，总是不满意，于是便总结经验，研究新的工作地点。3年前，他把工作地点定在了米慎街。米慎是黑人、墨西哥人杂居地，秩序较之白人街区、富人街区差，所以此地警察宽厚。乔选择餐馆旁像是食客在等待吃饭，又像是打工的小憩，他穿戴整洁，不带杂物。所以，3年了，竟没有谁来驱赶他，他在这里度过了1000个难得的尘世之外的日子。
       我经常给他端几个水饺，有时还用小杯子给他端一碗广东的老火汤。乔吃过喝过，很满意地道声谢谢，然后我们就在这正午暖暖的阳光下做短暂的交谈。
       “乔，你真的是个懒汉吗?”
       “你看呢?”
       “我觉得你不是。”
       “是的，我不是懒汉。我上学时很勤奋，工作时很勤奋，娶老婆生孩子也很勤奋。”
       “那你为什么要过一个懒汉的日子?”
       “我过的不是懒人的日子，我只是想过一种目由的日子。”
       “你原来的日子不自由吗?”
       “不自由，我得做许多的工作，我得养家，我得交税，我还得付房款，我不想做这么多。”
       “你只想逃避责任?”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更自由一些，或者说，我是想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找到了吗?”我试探着问他。
       “找到了。我现在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彻底的无牵挂，当我吃掉汉堡，睡一觉醒来身体和精神都感觉很舒服的时候，那种彻底的无忧无虑感真是太妙了。”这时他天真地笑了，笑得心满意足。
       “那么你不想妻子和孩子?”
       “开始想，后来淡忘了。我走时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因为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在这儿过这么一种生活，而且过了这么久。”
       我大张着嘴，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天傍晚，他又在悠闲地抽雪茄，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
       “你靠什么维持生命呢?不是生活，是生命。”
       “政府每月给我600美元救济，还有食品券。”
       “券?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那种粮票?”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
       他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什么，他只是告诉我，食品券是政府发给的一种优待券，每个星期可以用它去商店购牛奶、麦圈、面包。他还说，如果我需要，他的食品券可以给我，他的“券”太多了。言谈中，他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望着他红光满面的脸，我一时对美国政府感到茫然。美国高度的资本主义机制迫使人们努力地工作，他们在提供社会保障的同时，还养了像乔这样追求彻底自由和无忧无虑的懒人。
       我说：“假如很多美国人都像你，那美国这个国家岂不是……”
       我看到他皱了皱眉，显然，他不愿意我把他同他的同胞、他的国家联在一起。“我只是寻找一条诸多生活中的新路。生活中本来就是有无数的路嘛，我选的这条不足挺好吗?”
       我们还谈到了今后，我说：“你足不是想一辈子做这种流浪汉?”
       他说不知道。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总爱想那么多，他觉得目前他的状况挺好，不会想别的。
       “以后不喜欢了呢，是不是还工作?可再工作你的专业也早忘了啊。”
       他不解地望着我：“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工作可做。我在加州露宿7年，谁能知道7年露宿有多大的收获?我却知道。我能做一个这方面的专家。这样难道不好吗?”
       我想说，你的想法倒是挺好，可你毕竟45岁了，你还能再活45年?你的“实验”哪天结束呢?你的新作会哪天开始呢?可是看看他充满自信和快意的碧蓝的眼睛，我觉得把未来跟年龄扭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哲人才想的事。我想，我们是没法再沟通了。
       有一天，下着大雨，我早早躲进“湖南家乡小馆”。隔着玻璃门，我突然看到一辆白色旅游车在门口戛然而停，继而忽地一下飞驰而去。是乔。我走到路边，果然没有见到乔在“上班”，乔“旷工”了。
       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亮着车灯的车在跑、跑。
       乔在近一个小时内在这条路上跑了4趟。他的车开得飞快，他还超车。他要干什么呢，这个大雨天。雨停了，我们在马路牙子上面相见。乔说：“我没有工作，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人需要我，如果我出了事故，那就是上帝在召唤我了。”他今天神情沮丧，忧伤满面。
       “乔，你今天怎么了?”我十分不解。
       他侧着肥硕的身子，摇着头：“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无语，他的内心世界，看来我足无从了解的。
       (陈建生摘自《现代家庭》2001年4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