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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球村”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46岁的廖晓义是“地球村”的女“村长”。
       2000年6月17日，她从挪威捧回了关于国际环境与发展的最高奖项之一、被誉为“诺贝尔环境奖”的“苏菲奖”，成为该奖项该年度惟一的个人获得者。
       “我没有进间在美国读学位”
       廖晓义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90年初的一天，已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办公室副主任的她和一个研究生态哲学的老朋友会面时，朋友对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表现出极度的悲观：“人类不会再有下一个千年，地球正在被人类所制造的各种污染毁灭……我们就要完蛋了!”笃信社会螺旋前进论的廖晓义说他是杞人忧天：“你等着，我会说服你的。”
       此后，廖晓义自费申请了“中国的工业与环境代价”课题，经调查了解到的大量环境污染的数据让她触目惊心：水污染、空气污染、江河断流、土地荒漠化、工业化高速推进的负面效应大大影响了自然界生态平衡。一组组数字、一个个事实让廖晓义感到如针戳心扎肺：再这样糟蹋地球，我们将成为无家的人。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自己，为了我们以及后代的生存，我别无选择！”廖晓义相信自己的理性决断能力。1990年3月，她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暗暗发誓：今生今世要为再造绿色的“地球村”而活。
       忧国忧民的激情在廖晓义的胸中鼓荡。经过近一年的调查，1990年冬天，她连日奋笔疾书，第一篇环保之作《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代价》完稿。她在文中罗列了大量令人心惊的数据后大声疾呼：“长此以往，很可能人类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地球就毁灭了，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文章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杂志上，廖晓义还选择电视媒体来唤醒国人的环保意识。她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电视脚本《绿色访谈录》，又找几个朋友成立了摄制组。万事俱备，却苦于无钱拍摄。
       1992年，廖晓义在失望之中远走美国，回到了读博士的丈夫身边，指望通过在美国打工攒足钱，再回国圆绿色的环保之梦。
       三个月后，朋友给廖晓义寄来一封信，说“如果你再不回来，摄制组就可能散伙了。”廖晓义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决定回国。丈夫说她不可理喻，女儿赴美的签证、住房等刚刚安排妥当，她却说走就走了。
       或许是廖晓义的真诚和执著感动了上苍，离开美国前，福特基金会向她捐赠了一笔摄制费。廖晓义靠骑自行车和吃方便面省着花钱，历尽艰辛，《绿色访谈录》终于拍摄完成，可这60分钟的节目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播放。
       这时，大洋彼岸4岁的女儿频频给廖晓义发来明信片，内容总是“妈妈来了，太阳就出来了!”带着女儿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也望穿秋水，盼着一家团聚。廖晓义以最快速度通过托福考试，1993年5月启程时，她对送行的朋友说：“看看国外环保是怎么搞的，再想法筹点钱。”
       到美国后，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马尔文教授愿意接收廖晓义攻读博士学位，可她莞尔一笑，说：“谢谢您的好意。美国不缺博士，可中国却缺环保人，我没有时间在美国读学位。”她最终选择了做马尔文教授的访问学者。
       “不要问我为什么”
       廖晓义参加了北卡罗莱纳州的环保组织，接受他们的环保理念，并研究其环保法规在中国的可操作性。一天，在某垃圾处理厂，她见妇女戴着手套分拣垃圾，便问道：“你们从哪儿学来的这方法?”“中国呀。”
       原来，在不少西方国家被垃圾公害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时，他们竟从中国五六十年代废品回收的老传统中找到了战胜公害的有效出路。1979年，一个美国妇女还出版一本题为《彬彬有礼逛北京》的书，介绍了她在北京生活三年半的见闻，特别是中国的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系统，如旧鞋、废塑料分类回收，包括儿童都在做的收集旧牙膏皮、废报纸等。此书发行后，各国同行对中国的做法赞叹不已，纷纷仿效。
       正在分拣垃圾的妇女得知廖晓义来自中国后，好奇地问：“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说：“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那个妇女瞪大眼睛，说：“这么好的传统，怎么放弃了?”那一刻，廖晓义突然领悟到，在人类的哲学思想中，中国人是最早讲究天地人合一、天地人共生的。她遗憾中国的放弃。
       美国人对这个加入他们分拣垃圾行列的惟一中国女性表示了兴趣和欢迎，主动给她提供有关环保人士的采访线索和最新资料。廖晓义发现，环保人士中女性占极大比例。此时，距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妇会还有一年多时间。“采访环保女杰，拍一个关于国际妇女与环保的电视专题片，在世妇会上放映，让在中国占有半边天地位的女性投身环保。”基于这一想法，她奔向了纽约。
       1994年的一天，廖晓义约访了一位联合国女官员。因为忙碌，这位女官员有些不耐烦。得知廖晓义是自费拍摄片子，她大惑不解，瞪大了眼睛问：“为什么?”
       为什么?廖晓义何尝没有问过自己。她来到美国，为了筹钱，先是给人做保姆，后又到餐馆刷碗碟、送外卖；为了省钱，舍不得为自己和女儿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这在美国，这个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简直是闻所未闻)；还让丈夫利用节假日带她到各地采访，她自己往往是采访完后连夜返回。可为了确保片子的拍摄质量，她却舍得聘请日薪900美元的专业摄影师，为此她向朋友借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债。
       想到这里，廖晓义流泪了。“不要问我为什么。那是一种你无法理解的深厚感情——我太爱我的祖国了，不忍心看着那片美丽的土地一天天地被损害、被污染、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我只想为她尽一点责任。”
       女官员终于被眼前这个执著的中国女人感动了，她不仅认真接受了采访，还给廖晓义介绍了不少其他国际环保界的知名女性。
       廖晓义把这部片子取名为《地球的女儿》。1995年5月，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这部片子在世妇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播放后，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我回来是搞环保组织的”
       1995年初夏，廖晓义带着女儿回国了。刚回，国时，中央电视台想聘她做《中国报道》栏目的节目主持人。她拒绝了。她忘不了在纽约开的一个世界环保会，一百多个国家的环保组织代表围桌而坐，却没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环保组织代表。她说：“我回来是搞环保组织的。”
       廖晓义最初筹建中国的环保组织时，虽然有朋友帮忙，但却找不到愿意跟她一起于的伙伴，可按规定注册时需要两个以上的专职人员。没办法，她只好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充数。也难怪，廖晓义既不足富甲一方的大款，也没有财力雄厚的外援，所有的费用都得自筹。白天，她为注册、申请经费，一刻不停地东奔
       西跑；晚上，她却只能和女儿以及帮助带女儿的表妹栖身在朋友的一间7平方米的房间内。3人横卧一张床，她连腿都伸不直，以致有时候她惟一盼望的就是可以伸直了腿好好睡一觉。
       即便足这样，廖晓义依然初衷不改。正在她举步维艰、生存难保的时候，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看中她具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的理论背景和社会活动的综合能力及深厚的中、英文功底，欲以高薪聘用她。朋友为她高兴，说：“快答应了吧，先生存后发展！”廖晓义却摇摇头，说：“我还是要搞环保。”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6年4月，她再度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加上中国农大国际农村环境中心的李小云“不忍看英雄落难”，无偿提供她两间办公室，廖晓义的理想终于有了栖息地，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随后，几位归国学者和环保专业人士志愿成了专职“村民”，廖晓义终于告别了“孤胆英雄”时代。
       廖晓义说：“地球村把环保当做事业来做，不足光靠理想和道义，而足要做实事。”别看地球村人少，经费自筹，但能量、成效却很大：
       1996年以来，曲地球村筹资创办的《环保时刻》节目在中央电视台(7套)每周播出一期，迄今已超过200期，其中两次获得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奖；同年，地球村指导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垃圾分类社区试点，再后来，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了垃圾分类投放桶；1998年3月，地球村与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出版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一书，这足中国第一本公民环保的行为手册，其后《儿童环保行为规范》也随之问世；1999年5月，在两位美籍华人的资助下，地球村在京郊八达岭长城脚下设立了自然保护区，繁枝密叶、鸟语花香把这片3000亩的“生态教育基地”塞得满满当当；1996年以来，地球村发起和组织了全国性的“绿色公民行动网络”，提供志愿性网络服务，目前全国25个省市已有网络成员4000多人……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以中国民间环保人士的身份应邀参加克林顿在桂林举行的圆桌会议。会议限时40分钟。原本安排在第二个发言的廖晓义因发言顺序打乱而排在最后。时间所剩无几，廖晓义主动出击：“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环保方面的支持说得多做得少!”
       “我同意!”克林顿疵声而答。
       坐在前排的美国因务卿奥尔布赖特带头鼓起掌来(这是整个圆桌会议惟一的掌声)。
       掌声过后，克林顿坦言：“我已经意识到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环保没有给予充分的援助，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回国后，要将你所说的让更多的人知道。”
       圆桌会议早已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可克林顿没有要结束的意思。讨论的问题自然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廖晓义直言不讳：“作为民间环保人士，我有责任告诉中国公民，不要学美国生活中不好的东西，比如使用太多的空调、太多的私车和一次性产品。”她的话音刚落，克林顿下意识地拧开手中的笔，在证实不足一次性产品之后，欣然题词：致北京地球村，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做出的出色工作——比尔·克林顿。事后，一位随团访华的美国记者风趣地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被一位东方女性的才华、学识和风度倾倒了——”
       “廖晓义，你好棒啊，你干了那么多事”
       知难行易也好，知易行难也罢，总之，在世人的心目中，廖晓义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廖晓义有钱，自1996年初始，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银行、美国环保总署等机构前后为“地球村”拨款四十多万美元用于环保事业。但廖晓义又没钱，她的钱都要用于拍摄制片、办公费用，包括垃圾分类的垃圾桶，乃至举办公益活动的一杯清茶……
       物质社会推崇经济这根魔棒，而没钱的廖晓义却坚信统治和风靡时代的将会是思想。对物质社会的反叛自然要招来非议：“廖晓义做环保是为了沽名钓誉!足为了赚钱!”中性打扮的廖晓义给人的印象很像是个“女强人”，但在她百感交集中痛哭失声的那一刻，你却看不到一丁点儿豪迈。
       “我最崇拜的偶像是索南达杰，我最信奉的格言是‘把自己的头颅放在真理的天平上，由历史去评判。’”痛苦之后的自慰是回顾，想到自己这几年做的“大事业”，廖晓义会叽叽咕咕地对自己说：“廖晓义，你好棒啊；廖晓义，你好漂亮啊！你干了那么多事……”这时的廖晓义带着大孩子般的温情和天真。
       为了这份事业，廖晓义付出的太多了，包括美国的绿卡、家庭的温馨。自己遭多大的苦难、受多大的委屈都可以，廖晓义只是觉得对不起女儿。她35岁才做母亲，自然对晚来的宝贝女儿特别宠爱。从美国回来时，女儿执意要跟在她身边。但廖晓义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女儿。199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她仍在机房忙着制作《环保时刻》。外面月黑风高，夹着黄沙的大风吹得窗框哐当当作响。独自在家的7岁的女儿害怕了，呼她：“妈妈，你在哪里?”廖晓义急了，赶紧拿起电话，女儿听出了妈妈的担心，说：“妈妈，我不害怕了，我现在刷牙了。”放下话筒的廖晓义眼里直发潮。
       廖晓义又给记者讲了一个“段子”：2000年4月，她作为“2000年地球日，中国行动”总协调人，风尘仆仆地南下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她穿越中国腹地的环保之旅。活动告一段落回到北京，邂逅相声演员牛群，他竟立即草拟了一封电子邮件：“胜寒小朋友，拾到妈妈一个，完‘妈’归你。”原来，好久未联系到妈妈的女儿无奈之下在因特网上发了一则寻母启事：“妈妈，廖晓义，46岁，身高1．65米，面目憔悴，患有严重的环保综合征， 日前出差昆明后不幸丢失。知情者有重赏!女儿王胜寒。”讲毕，廖晓义当着记者的面眼圈湿了。
       已过不惑之年的廖晓义经常说，她人生中最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不惑之年选择了环保，二是拥有一个懂事的女儿。但两相权衡，廖晓义知道自己更宠爱的是前者。从挪威回来后，她宣布用10万美元奖金设立中国民间环境保护奖，还宣布将通过开展绿色社区活动为北京申奥拿分…
       (丛诫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