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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在晋博学校的采访，老大董泽恩送我出门。老二董泽智正领着初二的一群半大孩子收拾校园里的砖瓦土块。操场边上，刚刚平整出一块长方形的花地，地里的土已经松过了。这所由董氏兄弟创建于1997年的贫民学校，因为收费低廉，资金匮乏，根本就无力进行正规的校园建设，但兄弟俩还是希望能将校园变得美一些。
       “再过两天，我们准备在花地里撒上花籽。你要是夏天能来，一定能看到花开。红红的一片，可美!”老二董泽智说，二脸的灿烂。我与董泽智握手告别。
       离学校大门不到20米就是公路。老大董泽恩陪我等候去往临汾城的长途车。“我知道学校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在汾河边上，我常常看见那些替人挖沙子的少年；附近的建筑队里，也有很多当小工的孩子。还有路边店里端盘子的、服装铺里蹬缝纫机的小女孩——他们都处在上学读书的年龄，可因为贫穷不得不远离校园，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负。而美好的校园，只能成为他们记忆中一个遥远的梦——我想，总该有人站出来为这些贫困中的孩子圆一个上学的梦吧!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无论有多难!”28岁的老大董泽恩说。这位山西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目光里时时闪动着坚忍和自信。
       长途车来了；我上了车。
       车已开出去好远，回头看看，老大董泽恩还站在晋南平原三月的夕阳里，挥动着双臂……
       艰难求学路
       多年前，董氏兄弟就有了办学的念头。
       1988年，老大董泽恩读初一，老二董泽智读小学五年级。他们的父母都是山西洪洞县白石乡杜戌村的普通农民，要供两个儿子读书，相当困难。哥俩从那时起开始打工挣学费。
       1989年暑假，哥俩在杜戌村五里外的一个砖窑厂打砖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除了中午20分钟吃饭的时间，两个人不歇气地干近13个小时，每人可以挣12元钱。一天下来，腰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脚上布满了打砖机划破的口子。“早上真不想起床啊!可一想到能挣12元钱，想到可以继续上学了，就咬着牙爬起来，一晃一晃地去窑厂。那活，真累人呀!”一多年后，老二董泽智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依然感慨万端。
       1991年寒假，哥俩到县城里卖凉粉卷，一直卖到腊月二十八，却没有挣到多少钱。那个春节，哥俩的心情都有些灰灰的。
       1992年暑假，老大董泽恩到邻村的铁厂钩炉渣，干足8小时，可以挣10块钱。老二董泽智没去铁厂，他去刨老树根了。有人专门到村上来收，一个老树根可以卖到5块钱。那段时间里，老二每天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刨两个老树根才罢休。他不想比哥哥挣得少。
       1993年夏天，老大董泽思参加了高考，但名落孙山。同班的其他学生都放弃了上学的念头，纷纷外出打工去了。但董泽恩却打定主意，自己外出干活挣钱，到学校复读。
       暑假里，哥俩相跟着到一家骨粉厂干活。骨粉厂生产的是家畜钶料添加剂，原料足猪、牛、羊的头骨。哥俩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头骨送进高压锅炉里。天热，那一块块头骨上爬满了蛆。在搬运的过程中，这些蛆又爬到哥俩的身上。但最难耐的还是头骨上散发出的阵阵恶臭。锅炉里装满了，拧紧盖子，用高压蒸。等到将头骨蒸熟了，再掏出来在太阳底下晒，晒干了砸成粉，包装成袋，一个流程就算是完成了。那时，每干完一个流程、哥俩都可以挣到60元钱，报酬很高，而厂长每次给钱都特别痛快。因为夏天几乎没人愿意干这样的活。
       有一天，哥俩收工后去村边的河里洗澡。洗着洗着，老大突然对老二说：“咱以后要是有钱了，一定办一所穷人的学校。咱穷孩子上个学太难了。”老二点点头：“真能那样就太好了。你看咱们，为挣个上学的钱多苦!”这之后，老二董泽智开始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而老大为了支持弟弟高考，暂缓复读，继续四处打工。其中有半年时间是在临汾天马煤机公司拆房子，每天抡着12磅重的铁锤砸钢筋梁、拆墙砖，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身下铺几把稻草。老大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在那时落下的。
       1994年，老二董泽智顺利考入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政法系。给弟弟交完入学的费用，老大董泽恩揣着剩下的钱，参加复读。1995年，董泽思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文秘专业。
       虽说兄弟工人先后进了大学校门，可依然得继续打工挣学费。老二董泽智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卖起了圣诞卡、贺年卡，每张卡至少能挣个三毛五毛的。老二背着一书包卡片，在学生宿舍楼里上上下下地敲门，到元旦前夕居然净挣了三百多元，广个学期的饭费就此有了着落。而老大董泽恩则在课余时间里，到太原一个开照相馆的老板家里当家教。
       1995年的寒假，董家哥俩在临汾城里合兵一处，骑着一辆三轮，在凛冽的寒风中卖盒饭、卖麻花。大年二十九下午，他们揣着几百元血汗钱回家与父母团聚……
       哥俩终于先后学成毕业了。老二董泽智在晋煤技校当老师，老大董泽恩则应聘到了祁县申晨化工有限公司任供销科长。在公司里，董泽恩是最为勤恳努力的员工。去河北等地进原料，作为科长，按惯例他足可以坐小车去的，但他坚持坐拉货的大卡车；销售产品，他到进货厂家的车间里跟工人师傅一起做产品实验，曾经一次性带回了50万元的供货合同……这一切，都让公司老板大为赏识。不久，董泽恩就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监事会监事。老板甚至有意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董泽恩。摆在董泽恩面前的，无疑是一条充满鲜花的阳关大道。
       1999年夏收时节，董家兄弟回到家里帮助父母收麦子。那天，在地里歇息的时候，父亲董冠荣向两个儿子唠叨起村里学校的事。“学费高哇，好些个娃都上不下去了。”父亲感慨着，又扳着手指头说谁谁家的小子刚读完五年级就跟着大人出去干活，谁谁家的丫头初一只上了半学期就因为交不起学费回家了。“现在都说下人家了。说是再过两年就办事呢!”老父亲说。
       听着父亲的话，董泽恩呆呆地，半响无言。坐在一边的董泽智扯扯董泽恩的胳膊：“哥，要不咱来办一所学校吧协一所专为穷孩子开的学校。”
       董泽恩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当初与弟弟在村边小河里的那一幕。弟弟的话，不就是自己当初曾说过的吗?
       “咱真就办了?”，董泽恩直视着弟弟。
       “就办吧!”董泽智说。
       晋博：圆穷孩子的上学梦
       1999年7月初、老大董泽恩赶到祁县，向公司老板辞职。老板心中不舍，两人说着说着都流了泪；老大老二将各自的钱合在一处；带着那几万块钱，两人开始四处找房子。在洪洞县城边上，他们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房主要价太高，他们根本无力承受，就再找。后来，他们听说临汾吴村镇高中撤销，校舍一直闲置。
       吴村镇离白石乡相隔不足一里地。哥俩很容易就找到了吴村镇的
       党委书记石雷锁。听完二人的陈述，石雷锁当即拍板：无偿提供闲置的校舍，支持董氏兄弟办学。
       在吴村镇采访的时候，石雷锁告诉我，他之所以态度鲜明地支持，一是兄弟俩“低收费，为贫穷孩子敞开大门”的办学宗旨让他心动。“从目前而言，农村里因为经济原因上不起学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需要这样的学校。”二是通过民办学校，与当地的公办学校形成竞争：“你公办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要优于民办学校。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你的教学质量赶不上民办的，那我就要追究原因了。”
       事实上，当董氏兄弟的晋博学校建成后，立刻就对当地的几所学校构成了压力，许多学生纷纷转往晋博求学。那几所学校的校长先后找到石雷锁，请求镇里出面，限制晋博学校招生，或者干脆将晋博撤掉。石雷锁说：“有什么好紧张的——撞好你们的钟，念好你们的经，就比什么都强。难道一遇到点风吹草动，你们就想搞不正当竞争?!”——此是后话。
       1999年8月2日，董氏兄弟带着几个招来的年轻教师进驻原来的镇高中。校园里，荒草一片，砖瓦成堆。教室里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甚至连窗框都没有。他们动手打扫校园，请人整修门窗。8月10日，老二董泽智在校门外贴出了一张招生广告，大意是说：本校是一所全封闭、寄宿制、军事化管理的学校，立足农村，低收费，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开展素质教育等等。
       两天后，前来报名的学生超过了100人，大都是家庭困难、承受不了公办学校收费标准的学生。
       8月15日，董家兄弟带着学生开始了为期10天的军训，25日开始两天公开试讲……
       寄宿、封闭管理、军训、公开试讲，这些都让附近的村民称奇不已。在他们的印象里，能搞这些名堂的都是那些收费高得吓人的民办学校，好像还叫个什么“贵族学校”，而这所刚刚办起来的晋博学校，不仅收费比公办学校低得多，教学方法、管理模式又跟那些“贵族学校”一个样，真不错!
       这样，到8月31日摸底考试那一天，晋博学校已招进了二百余名学生。拥有初一、初二、初三、高一四个班的晋博学校正式开学了。董氏兄弟不久就在全校搞了一次调查，对那些来自山区、家庭经济极为困难的学生，学费实行全免。更多的则是只收半价：75元。
       在晋博采访期间，我总是能从那些学生的脸上和目光中看到一种真实的快乐。在设施简陋的操场上，他们嬉戏着，大呼小叫地运动着。我想，他们肯定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如果没有晋博学校，没有董氏兄弟——他们的校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很快离开校园，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
       同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名叫丁晶的河南女孩。丁晶家贫，以捡破烂为生的父亲已经很难供读初二的她继续求学了。后来，父亲在一张旧的报纸上看到了晋博学校的消息，就拿给女儿看。丁晶怀着一份期望，给董氏兄弟写了一封信。很快，她接到了老大董泽恩热情洋溢的信。1999年春，丁晶从河南乘火车赶到临汾。在晋博学校，丁晶的学费被全免。重新拿起课本的那一刻，丁晶说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不过，在晋博学校读书的也不全是穷孩子。崔彩彩，临汾市蒲剧团著名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山西有三大剧种：晋剧、蒲剧、北路梆子，而临汾人最迷的就是蒲剧。所以，崔彩彩在临汾是绝对的名人，她的儿子自然也就被送进临汾地区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读书。我曾去过那所贵族学校，只见一栋高大的西式建筑红白相间；图书馆、阅览室、电教中心，设施齐全；操场上，塑胶跑道大草坪，规格不俗。学生们身上是很上档次的校服……
       但让崔彩彩头疼的是，儿子在这样的学校里却无心向学，甚至连课都不愿意上。后来，崔彩彩听说了晋博学校，于是托朋友打听了一下。朋友告诉她，那所学校条件很差，但管理严格教学质量不低。崔彩彩很快就将儿子送到晋博，希望儿子多感受一下贫民学校的生活，能够学好。
       开始的时候，崔彩彩上初二的儿子根本就不习惯在晋博的生活：二十多个同学合住一间简陋的大校舍，每天都重复着馒头、熬白菜的伙食。老大董泽恩找他谈话，说咱晋博跟贵族确实没法比，但在学业的进步和思想的熏陶上，晋博不比任何学校差。“我敢保证，在晋博学习的经历，会对你一生都有益。”董泽恩说。
       董泽恩的话，让那位原本心高气傲，吃不下苦的初二学生安下心来，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但还有一样：晋博每个月放4天假，学生们都在校门口坐上长途汽车各自回家，但崔彩彩每次都是开车来接儿子。董泽恩又找母子俩谈了一次。以后，崔彩彩的儿子便再不让母亲接送，而是像其他同学，一样，坐长途车离校返校。
       晋博：我们的精神家园
       董氏兄弟创建晋博学校的消息通过报纸、电台传向全国各地，一批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纷纷来到晋博任教。他们中既有来自省内的太原、长治、吕梁等地，也有来自省外的广东、内蒙古等省区。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坚持下去。追随着董氏兄弟贫民教育的精神，为穷孩子点一盏希望明灯的理想是他们来到晋博的原动力。可晋博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们每天和学生吃一样的伙食，蒸馒头，熬白菜，炖土豆，满锅里找不到一丝抽花花。时间一长，那些从大城市里来的年轻老师受不了了，满腔的热情和理想的火焰因为营养不良熄灭了。于是，他们中的多数人纷纷打道回府。邓原芳坚持了下来。
       邓原芳是老大董泽恩在山西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邓原芳一直在太原的一家大公司当秘书。本来干得顺顺当当的，可1999年夏季的某一天，她突然接到老同学董泽恩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和弟弟为穷孩子办了一所贫民学校，现在万事俱备，只缺老师了。他希望昔日同窗能够伸出援手，支持他一把……或许，年轻人的热情与理想是最容易合拍的：读完信，年轻美貌的邓原芳立刻抛下公司的一切，坐车来到了当时还是荒草一片的晋博。
       在晋博，邓原芳的心里也经受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艰苦的条件，每月二三百元的薪水，却要带两个班每周十多节的英语课，付出与得到是如此的悬殊，而大城市太原的一切，对她都成了一种诱惑。但她终于坚持了下来。因为她在晋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感受到了一种奉献的快乐。
       “在这里，你可以用知识点燃孩子们心中理想的火种，你可以打造他们明天的希望和梦想。对于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来说，晋博就是一座梦中的精神家园呀——当你看到那些原本面临失学的穷孩子，学习上去了，考试成绩提高了，你会有一种无比的兴奋、快乐和无言的成就感——真的。”邓原芳说。
       该走的走了，该留下的留下了，而准备来晋博的还源源不断。在老大董泽恩的抽屉里，我看到十多封来自安徽、江苏等地的信，写信人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信中，他们纷纷表示，愿将理想和青春奉献给晋博所倡导的贫民教育精神，愿为穷孩子的成长成才尽一己之力……
       晋博学校校长董泽恩带初二、初三的语文课，他在每篇作文后面的评语是学生们最在乎的。往往一个好的评语，就能让他们兴奋好长时间。常务校长董泽智教的足政治和品德课。课上，他总能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让原本枯燥的说教内容，变得趣味盎然……
       没有课的时候，董泽恩一般都待在办公室里备课。课间休息时，常有学生来敲他的门，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师，听说好多大学生毕业了找不下工作，考上大学是不是也不顶话(临汾方言，不管用)?”“老师，我跟班上的一个女生好上了，我现在都没心思上课了。你说我该怎么办?”……董泽恩就一个一个地跟学生们讲道理，直到学生一身轻松地离开他的办公室……
       “晋博学校条件很差，但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学生都不会忘记晋博。因为老师们给予他们的真情和爱心已经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老二董泽智说。
       “如果说晋博学校是一座精神家园，那么，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也属于每一个学生!”老大董泽恩说。
       (王艳摘自《中国青年》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