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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时间使这些事件褪色……”——历史／政治课和汤普森教授
       “我是专门向你们说‘不’的人”
       在耶鲁大学“指导学习”项目的开学典礼上，几个教授发给学生们一张名单，把120多个同学划入7个小讨论班。每门课分的讨论班都不同，这使学生们扩大了接触面，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认识其他同学。每个星期还有3次在大教室的集中讲课。
       再看手上的班级名单，才知道汤普森教授原来就是我历史／政治课的负责教授；她长得十分端庄，浑身上下透出严肃和稳重，一上来她就说：“我是这个学期的教导主任，是专门向你们说‘不’的人。”
       汤普森教授的讨论课如她的人一样，简明、清晰、严谨、有序。第一个学期的历史／政治课教纲是阅读和讨论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政治学家。汤普森教授要求每个学生这个学期在班上都要做一次约10分钟的报告，带领大家讨论作品的要点。
       汤普森教授在课上从不多讲，任我们自由讨论，只喜欢做引导性的提问，在关键时刻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她提的问题大都十分犀利，总是能问到要害之处，把我们同学之中的争论又推上一个新高度。在讨论我们暑假已经读完的希罗多德时，她提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到底算不算历史?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希罗多德在对史实的描写中连带写了很多神话、传说或是那种在现今历史学家看来根本不能算是历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时候还添了些由作者自己编造的、完全虚构的故事。
       上久了汤普森教授的课，我逐渐觉出，她非常注重一部作品的表达形式，深信研究与理解一部作品的形式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内容。她在课堂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作者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写这部作品?这种结构有什么道理?”潜台词就是：作者为什么必须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这种形式与内容有什么联系?内容怎样与形式结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汤普森教授极为重视深挖细找文字后面的微言大义，经常为了探究几句话的一层又一层含意，一节课转眼就过去。我不由得感叹，这和我高中的学习多么不一样！教室里那种对学习的认真紧张的气氛，师生们那种对经典名著的严肃虔诚的态度，是我在高中时从来没有见过的。
       汤普森教授评判论文的标准十分严格。她要求学生一定要简明、扼要、有条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每篇论文一定要有中心论点，而且中心论点一定要在第一段内，非常明确而且尽量详细地用十句话写出来，此后的每一段都要为证明此中心论点而存在。如果有某一段与中心论点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段就属于多余，应该删去!”此外，每段也应该有每段的小中心论点，段落中其他句子都应该是用来证明小中心论点。汤普森教授的口头禅就是：“一定要让文章有逻辑性。”
       这些规矩十分古板僵硬，刚开始真不习惯。后来才感到，它为训练我论证某一观点时思路清晰，循序渐进，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课堂上她兴奋得脸红——文学课与奥利恩斯教授
       文学教授像块调色板
       文学课的老师是古典文学系的奥利恩斯教授。据一位“内行”的同学介绍，此人在古典文学系中被称为是“最有才华的人”。我先人为主地以为一定会是一个白发苍苍、西服革履的老先生，到了班上却大感意外：奥利恩斯教授竟是一位一头金红色卷发，年纪也就三十多岁的年轻女士!”
       奥利恩斯教授好像永远在匆匆地赶路，说话高声大嗓，速度也像连珠炮。我们第一次集体上大课就是她讲课，那速度之快，令在下面做笔记的学生们叫苦不迭，终于有勇敢的学生在大教室中举手问她速度能否慢一点。她连忙向学生们道歉，答应放慢速度，可是不出几分钟又恢复了风驰电掣的原速。那堂课下来，我的手都酸麻了。
       上课第一天，奥利思斯教授就警告我们，她判论文十分严格，除非论文真正好到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水平，不然不会给A。果然，我在她班上，无论下多大功夫去仔细推敲我的论文，最好成绩都只是A—。丹尼尔和卓世华两人第二学期才听她的课，丹尼尔在文学方面很有见地，而且很下功夫，第一、二篇论文却也只得了A—，最后一篇论文才得了A，自然喜不自胜。卓世华最高成绩也只是拿了“A——A”，也就是说，教授觉得他的论文比A—好一些；但仍然不够A的标准，因此；打在两个成绩中间——奥利恩斯教，授的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不当裁判当选手
       第一学期，“指导学习”的文学课上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大诗人，包括荷马、维吉尔、奥维德的史诗，还有古希腊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两篇剧作，此外还要读圣经，阅读量相当大，阅读的内容在课堂上每次短短的1小时15分钟也不可能讨论完。
       奥利恩斯教授在每次下课前都为我们划出下次讨论的范围，通常是一章，有时会是两三章。可是，有时候就是连指定的内容都讨论不完，常常本来说好一节课要讨论两章，结果连一章的广半都没讨论完就已经到点下课，要不就是本来说好用头20分钟的时间把上次没讨论完的题目结束，结果讨论开来就一发不可收，直到一看表才发现一节课已经过去得差不多了。奥利恩斯教授完全让我们“自由发挥”，教授每堂课除了划出一个极大模糊的讨论范围之外，很少干预。而且有时自己也参与讨论，为同学中的某一方辩护反驳另外一方。
       最好笑的是，奥利恩斯教授容易激动。有时一个同学的发言正好说到她的心坎里，她马上会兴奋得满脸通红地一边猛点头一边一叠声：“对对对，对!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然后她也展开一场滔滔不绝的演说，来证明此观点为什么自己认为正确。
       她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有时谈得兴起；不管我们懂不懂；就不分青红皂白她对着我们叽里咕噜说上一段原文。要是换了别人，同学们可能会不耐烦听她这样长篇大论，但是奥利恩斯教授的确足有才华，对文学的观察力十分敏锐，每次讲话都非常精彩，只要细听必有收获。像她讲到荷马写的哪个意象从书中到末尾不断出现，但是象征的含意逐渐改变；像她指出书中的哪个人物与主人公是对比，而两人的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妙，等等，都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拼命地作笔记。而且，她对古典文学这一份真正的爱好让我十分感动。试想，如果我也可以这样，在研究什么题目十几年之后还能为它而兴奋得满脸通红，忘乎所以，那我的专业一定就选对了。
       从混沌走向明晰——哲学课和两位教授
       哲学老师不会拼字数学博士不会数数
       教哲学的贝斯教授只有30岁出头，却蓄着胡子，每次上课都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十分随便。贝斯先生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数学博士，很快还要拿到哲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上课时，贝斯教授就有言在先：“我从小拼写能力就不行，有时候很简单的字都会拼错，如果
       在上课的时候写错了字，你们告诉我一声，我改过来就行了。”
       我开始还以为是贝斯教授故意夸张自己的缺点，后来真领教了：他的单词拼写水平真的连小学生都不如，极简单的字都有可能拼错，比如“夏天”(summer)少了一个m啦，“苹果”(aple)少了一个p啦。有时候，我们向他嚷黑板上的字拼错了，他回头看了半天也还是找不到，一脸茫然地问：“哪里拼错了?我怎么找不到?”
       和汤普森教授的注重讨论的学风不同，贝斯教授每次上课前总是要简短地讲解20分钟，把这次阅读的要点、疑点一一解释清楚，把所读作家的主要观点一条条地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对于阅读中的疑难部分提问题，给大家一个比较权威性的解释。等到大家的思路都理清了，才开始进行讨论，而且讨论总是在他的掌握和控制之中。他每次上课都带一个提纲，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看了一眼提纲，发现写得非常细，好像他把上课的每十分钟都事先规划好了，什么时候提问题，什么时候讨论，什么时候再次讲解……都预先做了安排。看来，贝斯先生属于那种计划性极强的人，凡事都要事先安排妥当。贝斯教授最看重的是论文的结构和对于论点的解释和求证。在交第一次论文之前，他就告诉我们，写哲学论文与写其他的论文不太一样，写其他的论文，不能不注意“写作”方面的好坏，得写得有点文采，能吸引人，但哲学论文，则完全不看你表达得漂亮不漂亮，只要意思表达清楚，求证时严格彻底，这篇论文就是好论文，“千万别去管你的文风和表达形式尤其是在它可能使你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一句话里用两个相同的词可以，句子尉别扭扭也可以，不用去追求写得美，只追求写得清楚。”贝斯教授如是说。
       很快地，贝斯教授就成了最受欢迎的教授。他的课生动详细，有条有理，层次分明，十分深奥复杂的疑难问题都能被他剥茧抽丝。因此，同学们都对他讲的课津津乐道，上完课还会热烈地讨论好半天。我也用红笔在日历上标出他每次讲课的时间，期待着下一次的来到。
       教授为什么要冷落我
       寒假过后，我走进了若特教授的哲学班。他是一个40开外的中年人，棕黑的头发，瘦长的脸，蓄着黑色的两撇小胡子，说话声音很轻，表情永远足温和的，带着一丝伤感的微笑。哲学课终于走出了古希腊罗马的疆域，来到了现代哲学的版图读的第一位哲学家就是所谓“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
       寒假时，哲学教授给我们留作业，要求我们读完笛卡尔《对于第一哲学的沉思》。他首先对于一切都提出质疑，证明了感官的不可靠、经验的不可信，甚至逻辑的无能为力。然后；就在我们所知的现实被笛卡尔批得体无完肤时，奇妙的事发生了——我尽管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不能肯定，但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我自己一定存在!这就是他那句著名的话“我思故我在”的起因。
       读到这里，我兴奋至极，感到此书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从这里接着读下去，我觉得笛卡尔哲学又四分五裂了。他想从“我”的存在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整个推论让我越读越糊涂!课堂上，我一反平时的沉默，频频举手发言。
       可是，若特教授很少叫我。只要有别人也一起举起手来，他一定会叫别人。如果只有我一人，尽管我手举得高高，若特教授也会视而不见地左顾右盼，不到别无选择时，绝不叫我发言。是他特别不喜欢我吗?是我在课堂上发言特别没水平吗?我的自信心一落千丈。
       若特教授讲课的风格也与贝斯救授迥然相异，不是他讲我们听，而是他问我们答。上课，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有的甚至是极简单的问题，简单到我们不知话里包藏什么玄机，是否有什么陷阱，而不敢贸然作答。他的哲学课一度成了我最不喜欢的课之一。
       带着种种的不快和疑惑上了将近一个月的课，轮到哲学课交论文了。我选的论文题目就是论述笛卡尔《沉思》中的一个中心观点。因为想到教授反正不喜欢我，我也就没在写论文之前先跟教授约时间谈一谈。不过，真正开始写论文时，我倒是越写兴致越高，等到与好朋友们一起拿出初稿，互相修改论文时，他们都夸奖说这篇论文写得不错。
       把论文交到若特教授那里后，我也就忘了这回事，只顾忙别的功课，上课照样对教授怀着淡淡的敌意。不过，我渐渐地发觉每堂课的收获似乎比一开始时多了。若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并非漫无目的。他像苏格拉底的提问一样，是有针对性的，随着同学们与他渐渐的熟悉，对他更加信任之后，也就更乐意去放松地回答他的问题，而不是怀着戒备的心理去追究背后到底有什么更深的含意。这样，提问与回答的效果就好得多，每节课上确实能有好几个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我对所读的哲学作品的理解也更深了十一层。
       论文交上去的两个星斯后，若特教授把他批改过的论文交还给我们。我翻开我的论文一看，教授在论文士没有撤任何改动，倒是在论文的最后用电脑给我打了一封信。信：中先是称赞我这篇论文写得“文笔流畅、论证仔细，很有说服力”，然后对论文的论点逐一加以评述，有些漏洞也一一指出，最后给了我一个A。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不足这些评语，而是他在评语后加上的一句话——“我很欣赏你在课堂上相当有智慧与见地的发言，希望以后再接再厉，很多同学在课堂上反应没你快，我希望你也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放弃了思考，也就是放弃了道德”
       若特教授作出自已人生的又—次重大决定，他要放弃教职，去加州种葡萄!学期最后一堂哲学课，若特教授讲完课，向全班同学告别，却在同学们走出教室后对我说：“今天下午，到我办公室来谈谈?”我点点头，想到这恐怕足跟教授最后一次谈话了，心里有些难过。
       在他的办公室，我有些拘谨地坐在他对面，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先开口子。“有时我想，找不到真正完美无瑕，令人满意的道德系统，反而是好事。如果真的找到了这样一套系统，人人都按照这套系统不假思索地去做事，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那种鼓励人去思考、去探索真理的意义，人人也就成了盲目的信徒，那种萨斯特斯所鄙视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凡事不经过自己权衡，而只是死板地按照他们所信的某个‘主义’来决定怎样做事，他们的决定并不能算是他们自己的，只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个‘主义’替他们思考得出的结论。”
       “我却觉得，他们放弃了思考，也就是放弃了道德。因为道德并不是完美的答案，道德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足浑浑噩噩地按照某种既成方式来不假思考地行动，而是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的行为，在挣扎困惑中去追求‘道德’。”
       “我的教育方法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学生。”教授说，“许多学生急躁、冲动、懒于思考却喜欢现成的答案。我喜欢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的方式，我不相信自己应该把答案放在一个盘子里端到他们的面前，我想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去钻研这些问题，我想要的是哲学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若特教授的眼睛直视着我：“你在问‘什么是道德’，在你为之苦恼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过着充满道德的生活了。”
       我被这番话深深地震撼。在这之前，不少哲学教授已经告诉过我，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过程，但是我一直不以为然，觉得只是搪塞我的解释而已，不能令人满意。直到现在，我才豁然开朗，明白了这番话的本意和教授的苦心。
       我很顺利地通过了哲学的期末考试，在放假后的第三天又收到了若特教授批改过的我的最后一篇论文，成绩仍然是A，评语最后写着：非常高兴你在我的班里，给我教书的最后一学期增色不少，也从你那里学到很多，谢谢。
       (杨昌兵。杨小宁摘自《赴美就学笔记》，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