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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和我同村，比我大一岁，上初中时我们同班。
       那时候她是我们班的班长，我们排在一天值日，不知足她认为自己是班长就应该比别人多于点活，还是看我胳膊腿都有残疾拿着一把大扫帚扫院子挺费力气，轮到我们值日时，她就把她的书包给我，让我抱着我们两个人的书包站在一边呆着，她独自担起打扫教室前卫生区的任务。有时候我故意装出不领情的样子，跟她说我也能扫用不着她照顾，她便从我手中夺过扫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没见过扫地连身子都转的！”我的胳膊肌肉萎缩，为使扫帚撵动的幅度大…些，扫地时真是连身子都转，这把柄抓在她手中，每每我只有缴械投降的份儿。
       初中毕业时我因残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芝被推荐上了高中。每天黄昏，当我拿着镰刀或者扛着锄头带着满身的尘土和疲惫从庄稼地里朝家走时，总会在乡间土路上碰到放学回家的芝，她骑着那时候被庄稼人当做“三大件”之一的“飞鸽牌”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夹着她的书包。我看到她从远处过来时，老是想办法绕过去，实在绕不过时我就低下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大概足自卑心理作祟吧，觉得没被推荐上高中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但芝全然不理解我的心情，骑车从我身边过时会跟我打招呼：“收工啦?”我想那时候她一定有一种无法掩饰的自豪感。
       芝的这种自豪感在她高中毕业后表现得更为自然。她是我们村惟一一个上了高中的人，又在学校里入了团，所以一毕业就受到了大队党支部的重用，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兼瓷厂会计。芝挺有领导才能，把我们村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办起了政治夜校，芝亲自兼夜校的教师，给社员们上课。公社在我们村召开了办政治夜校的现场会，书记表扬了芝。在芝春风得意的时候，我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每天拖着残疾的腿到生产队参加力不从心的繁重体力劳动，累得腰酸腿痛回到家里连饭都吃不下，每天只挣壮劳力一半的工分。最要命的是，生产队并不是每天都有我干得了的活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年终一算账、我挣的那点工分还不够自己的口粮款。如果不是有父母养着我，恐怕我早就喝西北风去了，我知道自己成不了合格的庄稼人，靠干庄稼活儿养活不了我，我也知道父母总有一天会永远地离开我；对未来生活的忧虑迫使我不得不为自个儿寻找生存之路。我必须学一门自立的手艺，比如修理家用电器。有了这种忧患意识，无论夏天多么热，冬天多么冷，也不管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回到家里有多么累，我都坚持自学到深夜。我小屋里的灯，在村里总是最后灭的。家里穷，买不起煤，我的小屋冬天也没有火炉，手冻得像发面馒头，老早就生了冻疮；有的地方露出鲜红的嫩肉和白骨，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坚持着自学。我没有更大的奢望，就是想打下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之后，自学无线电技术，为自己未来生存找条路。
       有一天，我正在我的小屋里解一道高中的物理题，芝来找我，说公社要各大队报一名通讯报道员，她向大队党支部推荐了我。于是我有幸当上了村里的通讯报道员，有了和芝交往的机会。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对人生的看法，谈对未来的打算。她跟我说她的理想是上大学，我跟她说既然有这个打算就别把初、高中学的那点知识丢了，该常看着点书。芝说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反正如今上大学也不考试；只要表现好，引起领导的重视，就会被推荐、保送上大学的!听她跟我这么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知道那时候的她正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妙的幻想，也就没有把我心中的那种滋味表露出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芝果然因表现出色，被推荐当上了公社广播员。那年代仿佛形成了规律：那个岗位是从农村到大学的跳板。芝到了公社广播站，离大学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谁也没有想到，推荐、保送上大学制度那么快就成了历史。就在广播里广播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消息的前一天，芝还跟我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中专招生还没有消息。她显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然而，等来的消息又让她惊慌失措，再也没有推荐、保送上大学的可能了!这种失落感持续了没有多久；她又自我安慰了：上学时我的功课不比别人差，这几年我没有看书，别人也没有看书，论考试，我也不会比别人考得差。“你认为呢？”她挺自信地问我。
       我和芝是一起去设在区高中的大中专招生报名点报名、的，在花名册上写名字时，负责报名的老师以为我填错了报名册，提醒我说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中专，我问他不是同等学力也可以报考大学吗?他说是，我说那我就报考大学。芝往报名册上写她的名字时，那老师说，在他教过的那届毕业生中，芝是学习最好的一个，最有希望考上大学。
       尽管如此，芝还是辞去了公社广播员的工作：回到家里安心复习功课，为的是考上的把握更大一些。但，她的成绩没有上录取线。她连着考了3年，成绩都是在距离录取线三四十分左右徘徊。我也连着考了3年，每次成绩都合格，最后一次成绩超过了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三十多分，只是因为我的残疾，没有一所大学乐意录取我。又过了两年，芝找了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嫁了，我拿了一把电烙铁在集市上摆了个小摊干起了修收音机的生意。
       芝不再做上大学的梦，把日子过得红火一些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我也不再做上大学的梦。把技术练得更精、赚更多的钱，将来娶个老婆成个家成了我最现实的追求，但我仍然在看书仍然在自学，为了充实生活，为了生活的需要。
       又两年过去了，国家放宽了学校招生体检标准。我靠自学考上了研究生；读书、工作、写书、娶妻、成家、教子……总足感到时间不够用。前些日子，家中捎来信说老父身体欠佳，才想到该在父母面前尽尽孝心了，于是请假专门回家看父母，有了空闲时间到昔日的朋友家里走一走。好多儿时的伙伴都盖了新房，有的还盖了两层小楼，搬离了原来住的地方，惟独芝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他们当初成家的老地方。3间草房已年久失修，在左邻右舍两层小楼的点缀之间-显得很不协调。芝明显地老了，四十出头的她额头上都有了皱纹，头发花白，全然不见了昔日的风采。她围着一个脏兮兮的围裙正在洗碗，见我走进她家院子，很是惊讶。她一边干着活儿一边跟我聊天。说到眼下的生活，她叹了口气，埋怨她的丈夫太窝囊，只知道待在那几亩地里春种秋收，不像别人家的男人，做买卖的做买卖，开厂子的开厂子，就靠地里的那点收入，5张嘴吃饭，供两个女儿上学，哪有钱盖新房?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过。我问她的两个女儿学习怎么样，她又叹了一口气，说她们老爹那么笨，女儿学习能好到哪儿去!我也找不出话来安慰她。
       如果二十多年前她被保送上了大学或者考上大学，她的生活又该如何呢?她仿佛猜出了我在想什么，问我是不足在笑话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真的没有笑话她，只是觉得挺遗憾的。她很少间我在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只是送我出门时，对我说如今她有点信命了，她说我能上研究生能到大城市生活，而她过得不如人，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点不好受。或许，正是因为年前她的好运让她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过，我相信，假如那时候我有：那样的幸运，我的生活可能比现在还要好，说不定我真能干出一些大事情来，因为如果那样，我会早几年考上大学，早几年考上研究生了。
       分手时，我跟她说：我从来没有感谢命运，你也大可不必抱怨命运。
       但愿我的话对她有所启发。
       (国亮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00年第12期)